论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的难题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通常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得以有效开展。然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却面临诸如国家间网络主权是否存在的争议、网络空间治理适用制度的差异以及不同意识形态融合等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制约着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建构。事实上,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缺失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且也纵容了跨国网络犯罪,妨碍了公民信息自由权利的实现。虽然当前的国际形势决定了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但是以捍卫网络主权、坚持网络合作的国际谈判与网络技术研发等为达成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而创造条件的努力不能停止。这对于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以及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合作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网络主权的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

越来越多主权国家重视网络空间的主权利益,网络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 网络主权的确立和实现是国家主权理论在网络空间的应对,需要植根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坚持总体安全观的国内政治考量。当前国际立法为网络主权提供法律保障,国际社会需要基于国家间的勤勉注意义务,以禁止适用武力为底线,扩大网络安全立法范围,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与网络犯罪,增加国际合作,以求促进国际网络秩序的有序健康发展。     

全球网络治理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以虚拟性、开放性、用户传统自治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就国际网络予以治理。然而现实表明,在国际社会就网络空间的法律地位形成共识以前,全球网络合作很难向前推进。在有关网络空间法律地位的学说中,无论是网络空间自主权说、还是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都不符合网络空间的技术和社会特征。网络作为一国领土的延伸,应该属于一国主权范围。在此基础上,多边治理应该是未来网络空间治理的最佳选择。网络空间治理应尊重网络发展的现实,以全球化为网络治理机制建构的宏观背景,采取渐进式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网络治理合作。     

中美网络主权观念的认知差异及竞合关系

网络空间中主权概念回归与再主权化已成为主流。虽然网络主权在内涵上存在着诸如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与国家主权封闭性之间的矛盾、互联网的超地域性与主权地域性之间的矛盾、互联网的多中心性与国家主权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但这无法否定与忽视网络主权的重要性。中美两国对于网络主权的认知也存有争议。中美在保障网络安全与独立性、网络战实力等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但是在国际互联网治理、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等议题上的合作也日益紧迫。未来中国须围绕加强网络主权的学术理论研究、制定全方位的网络空间大战略、构建网络平行基础设施、应对美国软性网络渗透与网络文化战及推动国际互联网治理转型等路径迈向网络强国。     

网络空间“再主权化”与国际网络治理的未来

与网络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去国家化的网络政治模式相反,"再主权化"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政治发展的新态势。这一趋势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网络政治互动的共同产物:一方面,国家权威通过建立和完善网络监管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明确了主权在网络空间的管辖范围和方式,将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主体重新纳入主权的内部性之中;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通过对外发展网络空间攻防、制定网络安全战略,从而确立其在网络安全中的主体地位。"再主权化"的发展给国际网络治理机制带来了深远影响。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探析

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是以网络文化安全作为治理的对象。西方国家网络文化安全治理战略建立在“规则取向”的国际战略文化理念基础之上,同时国家至上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表现为积极倡导“网络主权”。我国网络文化安全治理过程应透明、民主,治理目标应致力于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发展,以此回应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互联网自由”理念,强化国家主权在网络时代的国际地位。我国要想在全球网络文化安全治理领域成为积极而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与探索。     

网络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探析

网络时代下,一方面,国家主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另一方面,国家主权理论也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继续发展的机会。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即一国独立自主不受他国干涉地进行网络空间活动、处理网络空间事务并对网络攻击行为实施自卫的权利。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下位概念,网络主权的相对性、国际性更加明显。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最新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时代国家主权的有效行使和维护离不开网络主权,网络主权与国家主权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网络空间治理:若干关键争议的是与非

国际社会的网络空间治理"知易行难",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剧烈争议,主要包括认知层面的"全球公域"与"网络主权"之争、机制层面的"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主义"之争、规制层面的"适用旧法"与"创建新法"之争,以及"网络自由"与"信息安全"的治理目标之争。但深入考察可以发现,搁置空泛的理念争议,在具体问题上"求同存异",既有迫切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是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前提。     

我国网络灰色地带的治理路径

从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灰色地带就借助不断涌现的网络媒介和平台肆意蔓延,其对社会主旋律、网络正能量的消解和离散不断加剧。在我国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中,网络灰色地带是薄弱点;在理论研究上,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因此,揭示网络灰色地带的内涵与特征、正视网络灰色地带的现实存在及负面影响、确立网络灰色地带治理的基本原则、构建网络灰色地带治理的长效机制对净化网络空间、唱响网上主旋律、聚集网络正能量、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网络实名制与刑事治理的协同化思考

网络实名制是各国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技术举措与公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或将正式确认我国的网络实名制,并将促进刑法在维护网络空间社会秩序、遏制网络暴力活动、构筑网络诚信体系方面发挥进一步作用。网络实名制是网络空间社会抵御网络匿名技术异化的社会身份认证体系,是网络安全刑事防控治理机制的技术支撑与政策起点,是构筑网络安全“零容忍”与“宽严相济”并重治理的社会政策与价值认同的基础。     

网络空间的法律属性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陆地、海洋、天空、太空之后的"第五大空间"。网络空间是由互联互通的设备和网络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组成的、可供人们交流互动的虚拟空间。网络空间的构成要素包括硬件、软件、信息、主体等要素,并呈现出虚拟性、现实性和社会性的特点。网络空间是构建在各国主权之上的电子空间,不是排除国家主权管辖的全球公域。     

困境与解构: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问题研究

网络空间适用何种刑事管辖权,理论界主要有"网络空间独立属性论"和"传统管辖理论的扩张适用论"两类观点,后者兼顾法的稳定性和网络空间、网络犯罪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解决网络刑事管辖权面临的困境和冲突,需要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对属地管辖原则、属人管辖原则、保护性管辖原则进行适度调适,并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网络犯罪地等内涵。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化解国家间的刑事管辖冲突。     

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霸权主义透视

随着美国在全球网络空间中的优势持续扩张,网络成为美国实施霸权主义目的的工具之一。在政治层面,美国利用网络肆意侵犯他国政治主权,将本国政治权力在网络空间进行全球扩张。在经济层面,美国及其跨国公司控制着信息生产方式与信息通道,无偿占用他国原创性数字资源,利用大数据经济剥削全球网民的劳动和情感。在文化层面,美国凭借网络技术文化优势与英语话语优势,在所发行的网络广告、网络创意产品和文化娱乐产品背后都掩藏着文化霸权主义,带有明显的文化渗透与入侵特征。在全球网络空间中,美国网络霸权主义正在形成。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的对策与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互联网治理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建设网络强国为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网基本原则,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自主与开放结合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统一体。在网络空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必然要求,也是在网络空间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体现和深化发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需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遵循互联网发展和治理一般规律,努力做到"六个结合"。     

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问题与对策

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网络空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制定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网络霸权主义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规则的首要障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不成体系、既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各国立场分化和利益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法律规范以及其他国际行为准则应当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当前,全球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有着独特优势和现实意义。     

行动者网络主体的网络正能量协同治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内容纷杂繁多,网络空间治理滞后的问题日渐突出。通过对互联网治理现状进行分析,从网络治理主体、网络内容、分析工具三个层面出发,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以网络正能量为引导的政府、企业、学校、网民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互联网治理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网络舆论危机的道德审视及其调整的道德原则

网络舆论危机是社会现实危机在网络空间中的一种传播形式,它包括酝酿、发展、爆发三个阶段.网络舆论危机道德层面的主要表现为舆论内容的非道德性与舆论评价的非道德性.就其危机生成的原因,从道德层面分析主要包括网络道德虚拟性、媒介的价值偏好、网络道德规范的滞后与公众情感的偏执.网络舆论引导应该坚持舆论主体的主体性原则,现实社会“良序”道德的指导原则,以及理性的道德原则.     

论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我国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但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又使得我国处于"双重转型"之中。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空间的各种问题与实体社会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千头万绪、扑朔迷离的状态。网络空间治理是一个庞大的命题,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亟须剖析网络公众参与的特征、总结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模式以及探索网络空间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构路径。     

数据库里的囚徒：论网络空间里的主体变体与隐私保护

网络文化的传播媒介是数字,数字在网络空间中表现为数据库。数据库在网络空间里隐秘地生产着数量庞大的主体变体。数据库的民主化、商业化和政治化使数据库里的主体变体由私人空间流向公共空间。主体变体的公共化为侵犯个人隐私埋下了祸根。大众的焦虑否定了网络隐私的敞开化,个人隐私在大数据时代必然受到重视并被学者关注和研究。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治理的重要策略,宪法和法律是数据库的合法代理人。     

数据全球化与数据主权的对抗态势和中国应对 ——基于数据安全视角的分析

数据主权是网络主权延伸到数据层面的必然结果,其背后折射的是国家主权利益,但在行使方式上可能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并将深刻影响数据跨境流动的效率和成本.自"棱镜门"等多起网络安全事件爆发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加强公众个人信息保护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世界各国(地区)政府纷纷采取措施规制数据跨境流动,催生了美国"云法案"等一批将传统管辖权伸及网络空间的制度设计,深刻地挑战了网络空间秩序,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数据本地化措施予以应对.数据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中国应坚持数据安全流动的基本立场,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统一立法,在国际治理中主动开展国际合作,以更具建设性的姿态融入数据全球化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