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及其突破——兼评《邪教的法律治理》

邪教是否属于宗教？反邪教与宗教信仰是否冲突？如果两者不冲突又如何实现两者的＂两全＂？这些是我国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也是我国在反邪教国际斗争中的软肋。刘正峰、周新国两位教授合著的《邪教的法律治理》在宗教事实评价标准基础上提出的邪教事实宗教说、国际宗教自由有限自由说及其反邪教立法建议,突破了我国反邪教法学的三大理论瓶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反邪教法研究。     

试论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及其突破--兼评《邪教的法律治理》

邪教是否属于宗教？反邪教与宗教信仰是否冲突？如果两者不冲突又如何实现两者的“两全”？这些是我国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也是我国在反邪教国际斗争中的软肋。刘正峰、周新国两位教授合著的《邪教的法律治理》在宗教事实评价标准基础上提出的邪教事实宗教说、国际宗教自由有限自由说及其反邪教立法建议，突破了我国反邪教法学的三大理论瓶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反邪教法研究。     

社会转型与反邪教--关于预防邪教犯罪的思考

邪教是信仰危机的表现,它不仅危害社会秩序,而且侵犯公民自由,更为严重的是邪教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阻碍。因而,培养国民的政治法律信仰,进而铲除邪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法治的意义为我们指明了反邪教的基本路径,教育的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反邪教的基础性资源。离开教育的法治只能使法治的希望落空;抛开法治的教育,必然造成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因而,在反邪教的征程上,法治和教育应当并驾齐驱,否则,反邪教的代价将更加沉重。     

论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是一个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道德治理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层次性和“柔性治理”属性等基本属性,其基本目的是化解社会道德问题、构建社会伦理生态、维护社会良性秩序,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道德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道德治理体系现代化和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道德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内容体系、技术保障体系和评价监督体系等的现代化。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民主化、治理机制的协同性、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圆融互动。道德治理具有限度。     

论邪教的不法性及其规制

不法性就是指事物在静态和动态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属性。邪教非宗教,其在信仰对象、组织性质和社会功能等方面与正规合法宗教有明显区别,邪教会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具有不法性。法律是一种有效的规制邪教的工具。一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邪教法,并成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以加强司法打击邪教的力度和措施,这对于我国当前对邪教的规制具有借鉴意义。制定专门的反邪教法律、改革宗教管理制度、完善宗教政策和开展国际合作是我国当前规制邪教不法性应采取的对策。     

谈谈打击和防范邪教活动的对策

邪教活动是一种反人类、反科学、反政府的极端行为 ,是社会的一大公害。要打击和防范并最终铲除邪教活动 ,首先要加速《反邪教法》的制定 ;其次 ,要依法取缔邪教组织和惩治邪教犯罪活动 ;第三 ,要建立常设性反邪教组织机构 ,做好日常的反邪教工作 ;第四 ,要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 ,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蔽而参加邪教活动的成员 ;最后要坚持标本兼治、以防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     

科技文化在反邪教斗争中的功能解构分析——文化视域下反邪教的途径探析

科技文化所内含的科学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在当前反邪教斗争中发挥着其他文化所不能取代的特殊的社会功能。科技文化的弘扬能够从根本上揭露掩藏在现代科学外衣下的邪教的本来面目，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规避邪教；能够逐渐瓦解、摧毁邪教“亚文化”系统的存在与发展的制度和组织基础；能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和理性的观念，从思想深处构筑反邪教的心里关卡。     

科技文化在反邪教斗争中的功能解构分析——文化视域下反邪教的途径探析

科技文化所内含的科学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在当前反邪教斗争中发挥着其他文化所不能取代的特殊的社会功能.科技文化的弘扬能够从根本上揭露掩藏在现代科学外衣下的邪教的本来面目,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规避邪教;能够逐渐瓦解、摧毁邪教"亚文化"系统的存在与发展的制度和组织基础;能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和理性的观念,从思想深处构筑反邪教的心里关卡.     

国家治理视野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优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检察机关优化法律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优化问题研究应在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科学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展开,厘清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优化的基本逻辑则是探寻其研究路径的前提。法律词语原意解构和主体权力属性辨析作为优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传统研究路径具有局限性。面对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运行保障机制存在的不足,权力运行保障机制完善型研究路径作为第三种路径更加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需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优化可以通过提升检察队伍建设专业化、深化检察法律监督一体化、推进检察财物保障法治化等权力运行保障机制的完善来实现。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价值、困境与对策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对于政府与企业、社区、生态型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公众形成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要认真正视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困境,采取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有效举措,遵循生态善治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所组成的生态治理联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信息公开制度、生态治理协商民主制度、生态治理集体行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促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诉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治理天然地包含着民主,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审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法治的完善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保障,最终实现制度正义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制度正义与否,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国家文化治理:定位、内涵、特征与路径创新

国家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更多的是一种“软”治理,但却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治理.文化治理的关键在“治”,这不同于过去的“办”文化,也不同于“管”文化.因此,根据文化自身发展规律,选准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促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重视文化辐射的作用,特别要重视文化产业辐射路径,这是国家文化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社会治理绩效视域下完善我国绿色建筑 政策法规体系的路径选择

发展绿色建筑是国家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需要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进行阐释和推进， 从而实现良法善治，并进一步体现社会治理绩效水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绿色建筑的深 入开展。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绿色建筑已有充足的理由走向法治化道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 下，探索完善我国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的对策与方案，对促进新时期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美国法上的“危险病人”例外规则——以精神病医生的拒证特权为中心

精神病医生一般掌握了患者的许多隐私,这些信息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医患间的信任是病人成功治愈的重要前提。但是对于某些具有危险性的病人,如果其企图侵害第三者,医生有没有向有关机关报案的义务,在刑事案件中精神病医生是否应免于作证,这种作证豁免有无例外,如何在病人隐私和公众安全两者之间进行取舍,这就是美国法中"危险病人"例外规则所涉及的内容。这一规则对我国拒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