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替换被解释变量、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效应相比中部、西部地区更显著;南、北方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的积极作用比南方更显著。最后,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及分解——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及其内在原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但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却更加明显;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收入差距较小;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城乡间及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起着主导作用,户籍差异、受教育程度均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     

我国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的辩证关系研究

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辩证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对“产权区域”明确、“行政区经济”盛行的我国更是意义重大.基于当前研究中相对忽视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分析,笔者以GDP增速为应变量、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为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且经济增长是造成地区差距变化的原因,而地区差距不是经济增长变化的原因所在,所以应加强经济发展对地区差距影响的调控,以实现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支持。【设计/方法】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结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深入分析其中的机制发现，由于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对全国分地区样本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教育达到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金融发展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塑——基于区域与行业异质性的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塑服务业集聚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从集聚力和分散力视角并结合技术成本约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进而从区域、行业以及双重异质性方面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异质性下，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东部、南方、北方地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作用为负；行业异质性下，数字经济与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与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双重异质性下，区域和行业的交互特征使数字经济对相应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呈现出较大不同。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需求赋能和创新赋能影响了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这一影响的异质性与行业对需求和创新的偏好相关。据此提出，在通过数字经济的需求和创新赋能效应助力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优化时，政府也须着力改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缩小数字经济下服务业集聚效益的区域差异。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对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可以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南方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优于北方地区。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基于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教育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

将教育引入到Sundrum(1990)提出的计算不同人群分组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分析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效应和压缩效应;并且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都呈现倒U型关系,教育对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先增加后减少,不能因为短期的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低收入群体,就将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归因于教育的增加。模型表明,即便中国未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减少,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因素等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压缩效应,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因此,长期而言教育水平增加不仅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     

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影响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总效应、区域异质性和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扩大农产品出口规模，提高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在考虑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强，东部地区次之，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产品出口之间存在非线性门限关系，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农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强。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长江中游三省的实证分析

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入,区域市场一体化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区域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仍不甚清晰。以长江中游三省为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都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并且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的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差距;而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入并没有明显改善收入不平等。面板分位数模型可以反映各条件分位点处变量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减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稳健性检验表明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是可信的和稳健的,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因此,通过深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和体制机制壁垒,改革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的永久性流动,将有助于减小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应该采取差异化政策,通过积极参与市场一体化建设和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3—2007年重新估算的面板数据

城乡分组变化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利用控制分组不变的测算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再检验,并比较与统计值的差异。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在最近一个时期对估算值的影响有所改善;劳动力流动的确降低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居民身份转换是统计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对两类收入差距指标都起到部分缩小作用;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经济开放、所有制结构、支农支出和教育等从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一些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如财政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两类指标都未能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根据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三个渠道的特点,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嵌入数字金融引起技术创新的产出弹性,理论上论证了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介效用模型的因果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系数乘积Bootstrap抽样检验法,对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效应,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内生性,结果仍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基础更优的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用水平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用强度更加突出。     

农民工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流动模式与代际差异

文章利用2008-2010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RUMIC),对农民工家庭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进行了测量和分解.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而家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存在明显的流动模式差异与代际差异.收入来源和消费结构分解表明,劳动收入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而消费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则为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对基尼系数进行的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显示:流动模式差异对农民工家庭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而代际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老龄化扩大了城乡差距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城乡差距是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制约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立足城乡收入和消费视角,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厘清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路径和机理.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距估计(GMM)方法,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变迁及其交互作用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范围内,老龄化是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析结果显示其对消费差距有扩大作用.考虑了老龄化因素以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呈现反向变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则能够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各区域内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均表现为扩大作用,且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老龄化的交互作用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影响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的老龄化则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农业补贴、农户增收与收入不平等

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基于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的视角

基于2014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利用非参数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并检验两类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其中,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抑制家庭消费升级的主要内因,而努力不平等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机会不平等的扩大显著抑制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业户口以及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而努力不平等的扩大抑制了中部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消费升级,但提高了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公平感是机会不平等影响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渠道之一。     

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基于重庆全市和“一圈两翼”的空间划分,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相关测量指标,测算了重庆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反映了近几年重庆市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趋势,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探究了重庆市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三大区域之间,各个区域之内的差距较不明显;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各个区域内,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很不明显.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影响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且两者呈正相关.     

收入不平等、需求有限性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基于3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探寻需求不足的成因和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总体有效需求水平在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的作用。采用理论模型中的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值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区别于传统使用基尼系数方法来测度收入差距水平。基于2000-2019年30个国家面板数据,模拟出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并设定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总体有效需求水平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的增大将引致总体有效需求水平的下降进而限制经济可持续增长,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与人均GDP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扩大对总体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形成限制性约束,总体有效需求不足的形成进一步限制总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的研究为理解当前国内外需求不足和后工业化阶段增长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