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爱情书写的破碎共鸣 ——以《长恨歌》与《我爱比尔》为例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与《我爱比尔》都以一个女性的爱情探索为主线,展示女性在追求两性关系中对于身体、性爱、爱的片面误读而导致的爱情破产与觉醒,王琦瑶与阿三在这种追逐中共同验证着跨时代的破碎共鸣。其对爱情内涵意蕴的挖掘、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女性意识的沉睡、觉醒与幻灭——《黑猫》和《雨中的猫》中的妻子形象比较分析

学界对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恐怖小说《黑猫》的研究,一直以来,其研究重点都集中在人性、恐怖氛围的营造、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目前还无人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其中的妻子形象.而作为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雨中的猫》中所体现的两性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以《黑猫》和《雨中的猫》为研究文本,比较其中妻子形象的异同,并展现女性意识与地位的变化.研究发现,两个文本中妻子形象的不同点,展示了女性意识从无到有的进步过程,而两者的诸多相同之处则显示了80年间女性意识觉醒的局限性,女性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意识的觉醒最终幻灭.     

《甜牙》中的凝视与反凝视分析

《甜牙》是布克奖得主、英国当代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继《赎罪》后的另一部作品。这部引起广泛争议的作品用嵌套的叙述模式,细致地呈现出两性关系中人性的复杂与局限性。麦克尤恩在“谍战”故事外壳中深入讨论了男性霸权文化中女性的非理性和弱势话语,用“谍战”比拟现代人亲密关系中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侦察与反侦察行为恰恰对应了男性利用霸权对女性进行凝视以及女性在觉醒后对其进行反凝视的动态关系。     

《1984》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审视《1984》，其女性角色之形象特征从两个方面被构建：首先，在小说中被以老大哥为代表的现代极权主义构建；其次，男性叙事者本着男性中心思想预设了这些女性的形象特征。《1984》中的女性形象处于一种被双重塑造的处境。     

《肉蒲团》与《诗经》——《肉蒲团》别读之二

《肉蒲团》多攀附化用儒家经史以为小说。其写"未央生"与艳芳、权老实夫妇故事等分别取法《诗经》中《庭燎》《氓》与《静女》诸篇,表明《诗经》是《肉蒲团》思想与艺术取法的重要参照或对象。作者的用心虽在籍以坐实其自道是书之作得力于"经史"处甚多,以可与"经史"并观为小说加一层保护色,但其把当时最下流与最上位两种文本揉为一体的写法,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诗经》内容的庄严性,同时是以小说形式对《诗经》写两性关系内容的另类诠释,可以启发人们对小说中色情描写尺度的思考,值得《诗经》学者引为参考。这一写法在前此小说中似无先例。鲁迅说此书"较为出类",大概也包括了这些特点。     

《磨砺》的解构与女性主义解读

当代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大不列颠文坛的焦点人物之一。她的早期小说《磨砺》在文学史上首次描述未婚单身母亲的心路历程，是解构与女权主义文本的典范。德拉布尔在作品里和现实生活中解构传统女性形象的同时，成功地建构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和女性生活。     

浅析《无名的裘德》中淑的女性形象

《无名的裘德》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哈代小说中最具有批判意义的一部,小说细腻地描写了男主人公裘德为改变自身命运的抗争和与女主人公淑的两性关系的挣扎,大胆而尖锐地揭露了当时宗教和学术的虚伪。本文分析了女主人公淑的形象,探究了她悲剧的发展过程和根源,并将其与哈代笔下其他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比较,从而展示了小说中淑的女性形象的独特性。     

民间视阈下的《红高粱》与《还乡》的女性叙事

莫言和哈代都是民间文化的表述者,他们的小说都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在此文化视域下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其中以《红高粱》中的凤莲和《还乡》中的游苔莎最为典型。在两人的女性叙事中,既有相同又有差异：首先,他们都描述了女性的本能欲望,但对欲望的态度不同;其次,都描述了女性的反叛,但反叛的基点不同;最后,从两个作家对女性的理想化书写中,深层揭示差异性背后蕴涵的文化意义。     

“病毒”正侵袭—论《北迁季节》中阿拉伯女性在后殖民时期的微妙变化

《北迁季节》是苏丹作家塔伊卜·萨利赫的一部反映后殖民时期东西方文明冲突的重要著作。在该小说中主要讲述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文明冲突下主人公穆斯塔法做出的抉择。小说中涉及到比较多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部分女性形象,来探析后殖民时期阿拉伯女性的微妙变化。     

论老舍小说《阳光》中“新女性”形象的当代意义——兼与《月牙儿》比较

《阳光》是老舍小说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部作品。《阳光》的诞生标志着老舍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已由写作《月牙儿》时注重的社会批判而转向批判女性自身。对“新女性”的形象塑造体现了老舍对女性问题思考已经深入和成熟。《阳光》和《月牙儿》一起,互补地展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戕害。通过对“我们”的群像展示、对“新”外衣的质疑以及对黑暗男性世界的描摹,老舍试图说明经济因素对女性解放产生的负面影响。“新女性”形象对当代女性具有重要的警鉴作用。     

心灵与肉体的挣扎,人性与神性的碰撞——《牛虻》与《红字》中两位教士形象比较

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The Gadfly)[1]和美国作家霍桑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2]中的两位教士蒙太尼里和丁梅斯代尔都是悲剧式人物。本文从几个方面对这两个教士形象进行比较,并通过比较来探讨两个时期宗教和人性的深刻矛盾。     

从《画皮》看封建社会女性的命运悲剧

在中国男权封建社会中,由于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女性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失去了尊严。文言小说《画皮》刻画了画皮与陈氏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虽然她们的经历遭遇不同,对待世事的方式各异,却共同体现了在封建社会作为女性的悲哀,由小说《画皮》也可见男权与女权的斗争。     

海伦·加纳创作主题和写作风格的转变——《小天地里的大世界》与《空余的房间》对比研究

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海伦.加纳创作初期致力于塑造女性形象,构建女性的主体地位。而最新的小说《空余的房间》在构建女性主体地位的同时,通过两位老年女性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和与死亡进行的抗争中发生的冲突,探讨女性友谊和女性关怀。论文通过对其早期和末期两部小说的对比研究,分析作家女性主义理念的变化和不同的叙述特色。     

德国科幻《大都会》中的女性机器人形象解析

在西方机器人叙事史中,德国科幻经典《大都会》中的赫尔-玛莉亚是女性机器人形象的银幕首秀,在概念、定性、形象和功能等方面均独具特点。赫尔-玛莉亚并非“robot”式的反叛奴仆机器人,而是更有早期机器人的类人属性：在女性机器人叙事中,它不仅符合“男性幻想—女性身体”的性别模式,也成为西方文艺中技术与女性负面结合的典型代表;它不仅满足了个体欲望,其影响也拓展社会层面,成为西方早期到当代、小说到影视机器人形象的承转角色。同时,为什么传统机器人多是女性?《大都会》给出了答案。     

从空间角度解读《舍巴日》中的性别叙事

根据福柯等人的观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基点,更是一个包含复杂权力秩序的集合体。《舍巴日》作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创作转型的代表作,揭示了土家族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深刻变化。小说中时间被淡化,突出空间特征,包括地理空间、神圣空间和文化权力空间等,呈现出湘西土家族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身份。小说中的不同空间在对话时反复呈现出传统性别秩序,地理空间的性别化体现出女性的"他者"地位,神圣空间的消解与重置体现出女性感性与男性理性的对立,文化权力空间内的两性关系则体现出男性的主导力量。从性别叙事角度考查两性关系在小说不同空间内的反复叠现,有助于了解叙事中作家对土家族内部传统性别秩序的态度,以及土家族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两性关系的变与不变。     

从《女狱花》与《黄绣球》中的新女性形象看晚清时期的女性意识

《女狱花》《黄绣球》是晚清新女性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对女性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塑造了许平权、黄绣球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女豪杰形象,蕴涵着很高的审美价值,表现了晚清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女性意识与思想观念的崭新变化。新女性形象及其意识的出现,是一定的文学传统、文化背景及其民族心理的积淀和启迪,也是作家思想观念与创作动机的集中表现。     

解读莫里森《爱》中的女性形象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著名非洲裔女作家,她创作的《爱》是一部充满爱恨交织的复杂小说。首先分析了《爱》当中女性形象对于两极分化的突破,然后对L的形象所代表着一种真正的爱、L的形象代表着一种仁慈与关怀,以及L的形象代表着一种爱的救赎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中L这个女性的形象,最后剖析了《爱》当中的天使即梅的悲惨形象,重点分析其悲惨女性形象的层次性,以及这个悲剧女性形象背后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这些女性形象,从而对莫里森笔下女性形象的深邃性、多层次性有着更清晰的理解和把握。     

《金瓶梅》女性形象解读

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突破了古代小说以男性形象描写为主的倾向,以中国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为背景,描写了城市生活中的女性世界,塑造了典型丰满的女性形象,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在女性形象的关注上,体现了作者创作意识的改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性化特征,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大贡献。     

日本的《樱桃园》——《斜阳》——论《斜阳》女性形象的象征意义

日本小说《斜阳》巧妙地借鉴俄国作家契诃夫《樱桃园》的主题与创作方法 ,用以反映本国社会现实 ,塑造了母亲、和子这两个颇具日本特色的妇女形象。以母亲之死来表现贵族主义的终结 ,以和子的所谓“道德革命”预示新时代即将开始。通过对母亲和和子两位女性形象的描写 ,表现了太宰治本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     

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

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生死疲劳》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中共政权下的农村变化;《巫言》则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决选的结果由《生死疲劳》胜出,《巫言》的成就其实可以等量齐观。若以1949年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至2008年适为一甲子的结束,60年来的中文小说精彩纷呈,以朱天文和莫言各自所占的位置为探索的起点,可以探讨他们各自所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并且进一步借着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