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之可能性与必要性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经典文艺学与反本质主义

与其他文学学科相比,文艺学是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不稳定的学科,其生存的合法性危机也常被提及,这导致新世纪文艺学建设成为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话题。为此,笔者邀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文艺学专家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应是紧密结合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着力思考“中国”问题。北京大学王岳川教授从当代中国文论流派创新的角度,认为回归文论的原创性,着重流派创新,是走出文艺学所遭困境的必由之路。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从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的建构出发,不追求通常意义上可与批评脱钩的普遍有效理论,明确提出建立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出来的兴辞诗学理论。笔者则认为,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经典文艺学,在接纳反本质主义方法论时,不应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要回到波普尔的理论原点;应当面对古代文论研究进行扩容。这些讨论提出了文艺学今后发展的一些思路和可能的建设方案,或有助于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论比较文艺学的学科发展

比较文艺学迄今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产生既是比较文学理论化的结果,也是现代文艺学走向比较研究的结果。在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比较文艺学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西方学界,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视域基本局限于欧美文化圈内部。中国学者则主张打破东西方文化的界限,谋求中西文艺理论、乃至东西方文艺理论之间的对话。比较文艺学有助于探寻不同文论体系之间的一致性和可沟通性,也有助于彰显不同文论体系的各自特色,因而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发展潜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比较文艺学将不断拓展研究视域,逐渐走向世界范围内各种文论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对话,其自身的理论建设也将更加完善和成熟。它在未来的文化交流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建立中国文论如何可能——也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针对当下理论界对西方理论产生的疏离感和对文论范式之确定性的普遍忧虑,建立中国本土文论显得十分必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不仅仅是简单追求现代性的问题,更是确立中西文论“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而关键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点的同时使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中国化、本土化,应当对其进行“化用”。另外,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和纯粹性必然会对当下文论的泛文化研究模式起到很好的规约作用。     

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摘要：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中国文论身份与文学创新

“文学性”问题,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文化知识建构、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中国文化“身份”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因此,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思考

本文是对近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进程的宏观思考。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百年历程,大体上可以说经历了两次“大综合”运动,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进入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成为展望和设计下世纪中国文论的基本目标和路向。为此,加大传统民族文论话语在当代文论体系中的分量,加大吸收外国文论优秀成果的力度,是必要的。但不能取缔和消解与传统相连接的现有文学理论的合理规定性,不能放弃和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在文学理论当代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要克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克服唯心史观影响,按照历史的昭示,走“综合创新”之路     

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看中西美学会通的可能与途径

在中西美学会通这个议题上,大致有两种态度：一是当看到我们所使用和接受的知识、术语大都来自于西方世界,就感到“很丢脸”,然后抛出“失语”之论,这在数年前曾引起热议;二是认为东西是老祖宗的好,但是比起西方美学对我国的影响来看,西方却不怎么接受我们的影响,就认为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是根本翻译不了的,比如“风骨”就会翻译成“大风”和“骨头”,如此等等。在我看来,中西美学会通只是一种方法,或者手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提供了学术史的角度,其目的是美学知识或文艺学知识中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在进行美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所掌握的中西美学知识都会成为思考与借鉴的材料,而且应该尽可能宽广与深入地掌握这一材料,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学术史上的洪荒时代,前人所做的一切理应成为今天学术研究的起点,这是治学必备的素质。这就是说,“问题”才是核心,“地域特色”并不是问题。     

中西文论会通研究需审慎

在全球化浪潮的鼓荡之下,时下的中国文艺学研究界,中西文论的会通性研究似乎已经成为文艺学发展不言而喻的前提,因而也就是亟需开展的研究方向,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论题保持谨慎的态度,否则很有可能在自我陶醉的快乐中徒自酝酿虚假的学术繁荣,这种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情形恐怕绝不是倡导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从“疾病”的隐喻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现代性

“疾病”在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作品当中富有浓厚的隐喻意义。从现代性的研究范式来看,作家们笔下的“疾病”所负载的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微妙的差别体现了作家们独特的美学追求,而更为深刻的,它体现了“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和驳杂。“疾病”及其隐喻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寻访中国文学现代性多副“面孔”的便捷途径。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四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走出传统、成为话语主持、体现审美启蒙、遭遇威胁四个方面凸显了自身的基本性质、特点,极具重要性。人的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并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发展。     

刍议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研究

现代性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意味着在经过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震荡、巨变后,中国文学研究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言说姿态和定位,重新肩负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现代性理论将最终在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展开。     

“西学东渐”与西方文学理论引介的缘起

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挑战，使中国无可抗拒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以输入西学、学习西方为基本取向的现代化运动中，梁启超借鉴西方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批评实践，拉开了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精神樊篱的序幕。     

叛逆两生花——现代性视域下爱姑与莎菲形象内涵比较

在现代性视域下对爱姑和莎菲形象进行深层次的对比与勾联,可发现她们叛逆性格的表层关联与现代性内涵的相异。如果说爱姑的抗争悲剧维系着深广的现实批判精神;莎菲的分裂生存则关联着人类精神追求无法圆满的永恒困境。若说爱姑形象负载了亟待“疗救”的创伤;莎菲形象则传达了女性关怀与自审的愿望。正是这 “互补”式的书写,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重维度与丰富内涵。     

李欧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善于在占有和使用包括印刷文化和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等广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命题，这些命题既采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社会学研究较新的理论视角，又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城市”以及“大都市”等理论范畴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李欧梵以“现代性”为基点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传统中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城市文学的压制。     

论周作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与启蒙的对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被动反应和摹仿,而是既有西方文学现代性影响的因子,又有其特殊的本土文化底蕴。这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并成为其审美矛盾性的来源———他既追求、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涵纳着深厚的本土情结;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又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了他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上的冲突,最后完全走向一条反启蒙的审美现代性之路。     

试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学科性建构

中国近代以来,王国维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现代性特征。其学科性文学批评体系主要体现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独立＂论,摆脱了＂依经立义＂的教化论文学批评方式;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学语＂,他从叔本华哲学美学那里借用了不少批评概念,并对之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其学术话语既中又西,具有学术的新颖性。此外,还运用了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一切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