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事变更原则与合同解除

情事变更原则是现代各国处理合同问题的一项重要原则.很多国家都把情事变更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情事变更原则的本质是维护合同自由.我国合同解除制度以维护合同自由为其指导思想.情事变更与解除合同的关系在于通过情事变更原则,严格限制一方当事人在情事发生变更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     

中英合同法有关情事变更原则的比较研究

论述了英美法中的合同落空制度和我国民法、合同法中的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基础 ,介绍了三者的构成条件 ,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通过比较 ,分析了两大法系在情事变更问题上的异同 ,进而对未来我国的情事变更制度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从“同等条件”看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价值取向——兼论在我国民法典体系内构建新的优先购买权制度

优先购买权制度是民法体系中一项相当重要的制度,通过对此制度的最具标志性的部分的把握,我们能够发现该制度实际上是合同自由、意思自治与交易安全原则对诚实信用、情事变更及契约解释原则让步的产物,是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建议在制定民法典的进程中构建以绝对同等说为基本内核、同时充分借鉴<日本民法典>做法的新的优先购买权制度,在保证市场主体自由本质的同时,节省交易成本、稳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情事变更原则的价值研究

目前学界对情事变更的论述主要是解决我国合同法是否应该规定以及如何规定的问题，作者认为只要准确定位制度的立法价值，如何规定就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与其设想将来的法条如何规定，不如在对制度重新澄清的基础上研究情事变更原则的价值。讨论情事变更原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要通过对情事变更原则的讨论来正确把握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平衡。从“契约恪守”到情事变更原则是正义内涵的发展和转变的一种体现。在审视德国的交易基础障碍制度的前提下，梳理情事变更原则存在于我国合同法的可能性。而当明确了民法制度的价值理性后，如何规定就是民法制度的形式理性问题，法律技术上的处理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论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原则

法律上对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变更合同、解除合同两个方面,而且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决定了情事变更原则应当成为我国合同法上最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合同法律制度。     

论情势变更原则现状和未来

情势变更原则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中都没有规定,但是已经得到了司法实践和司法文件的肯定。然而,司法解释的效力在法律上依然存在诸多疑点,不利于用其处理国际贸易中的合同纠纷。因此,在我国《合同法》或者未来的“民法典”中确立情事变更原则是有必要的。     

也谈情事变更原则

情事变更原则是涉及合同履行的重要法律原则 ，现在已有许多国家在法律中明文规 定该原则。本文主要探讨了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根据，在情 事变更 原则的效力中重点分析了再交涉义务，最后分析了情事变更原则在我国的现状，尤其是合同 法制订过程中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争论，认为我国应当确立情事变更原则。     

论情事变更原则在经济再审案件中的适用

情事变更原则在许多国家的立法中予以规定或在司法实务中予以认可。我国法律至今虽无情事变更原则的直接规定 ,但仍存在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依据。在经济再审案件中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必须认定发生的事变属不属于情事变更 ,必须控制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条件和范围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情事变更原则

文章从情事变更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情事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等几个方面入手，论述了建立和完善我国情事变更原则的必要性     

论情事变更情形下的合同处理

情事变更原则是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合同法原则。本文从该原则的涵义与适用条件、国外关于情事变更的立法形式、我国《合同法》与情事变更以及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情事变更情形下的合同纠纷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公众舆论：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桥梁——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为视角

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社会,此矛盾体中必然存在着差别与冲突,在其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又相互促进,最终达到社会的相对和谐。和谐社会是以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和谐为其前提和保障的。然而,我们很遗憾的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市民社会始终处于发展的不充分雏型阶段[1]。市民社     

民事诉讼目的略论

民事诉讼目的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 ，数代学人对此进行的深入、持久而有效的研究形成了几种颇具代表性的学说。本文试图通过对现有学说的分析和评价，探索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并结合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我国的现实国情，着眼于实践性和政策性，构筑更有建设性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民事诉讼目的理论。     

市民社会与大学的使命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市民社会日益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全新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出现 ,是必然的 ,但一个完善、健全、中国化的市民社会的建构 ,则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首先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历史梳理 ,然后立足于高等教育领域 ,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大学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过程中具有的特殊意义 ,并且在把这一构想提升到社会使命高度的基础上 ,作出了实现这一使命的初步探索。     

论我国公民政治权利诉求保障机制建设

公民政治权利诉求保障机制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我国公民政治权利诉求保障机制的建设已获得较大的实践成果,但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大量公民制度外的权利诉求行为和个体或群体性的非有序的政治参与现象。因此,构建发挥公民政治权利诉求保障机制作用的有效渠道,实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良性互动,即公民在国家保障机制的框架下进行有序政治参与,实现自身政治权利诉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公务员的不服从

公务员管理中要求公务员负有服从上级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保证国家机关运转的统一和效率。所以,公务员有"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即使是公务员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必须是在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之下,公务员服从上级的义务不应当是绝对的。     

我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生成的两种主要途径。文章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进行了制度经济学的阐释,并分析了当前民间组织制度变迁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变迁的若干思路。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20世纪民法发展回顾

20世纪的民法发展呈现出更始多变的景象。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三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修正 ,规则产生了更替 ,各部门间开始发生融合和分立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法得到长足进展 ,民法的国际化也是必然的趋势     

论我国民事诉讼结构

我国民事诉讼结构理论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我们要正确认识。民事诉讼社会性的增强、民事诉讼模式论研究的启示和我国民事司法环境现状存在的缺陷都表明,我国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的诉讼结构,应当是以法院和当事人以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作互动为基础、以检察院专门监督为保障的放射状诉讼结构。这种诉讼结构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民事诉讼基本法律关系,推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和我国民事检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民法本位观新探

民法本位问题在我国当今声名鹊起。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现代民法社会本位论、权利本位兼社会本位论等。民法社会本位说中的“社会”,难以找到合适的利益承载主体,决定社会本位不能作为一种立法标准和本位价值取向。民法本位是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我国民法应当坚持私主体权利本位,不必牺牲自己本份的私主体权利本位而代之以社会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