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时空分布及动力机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稳定和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既能为增强成渝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基础,也是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整体升级的重要路径。文章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的修正模型,测评了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刻画了其时空分布规律。进一步地,文章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综合检验了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研究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农业指数相对偏低,工业发展稳中有升,服务业指数上升明显;研究区间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集中在0.30~0.49之间,整体融合程度偏低,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分布范围由北向南演进,逐渐成"环";科技进步、人才资源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呈正向驱动,市场需求、财政金融和对外贸易受行政分割的影响驱动作用发挥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文章从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完善产业区域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十四五"开局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中国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效显著.但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十四五"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辩证发展观指导.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要明晰定位和发展目标,高水平制定发展战略;坚持规划导向,高规格编制各类规划;加强比较研究,高质量寻求县域经济错位发展和协同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结构特征与演进逻辑——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社会网络分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是助力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治理行动的有效整合、治理资源互动和政策学习是推进区域协同治理的关键所在.为了探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并为中国区域协同治理提供成渝经验,文章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351份府际协同治理政策文本为研究蓝本,应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的网络分析视角对其进行内容编码分析.以个体网络分析与整体网络分析为研究着眼点,引入强弱连带的概念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协同治理进程进行透视.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网络经历了由有限共享型网络向双核领导型网络嬗变的发展历程,成渝双城的首位作用逐渐显著;成渝地区内部协同治理次级系统基本形成,推动了整体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协调和整合;行政隔离和区域隔离是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主要障碍,亟待上级政府牵头开展协调,以功能为主导推进协同治理进程.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需要从协同机制创设、空间布局优化和政策协同衔接等方向着力,共同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营商环境建设的协同网络分析

本文选取2011年至2021年11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城市发布的有关协同建设营商环境的政策文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营商环境建设的协同网络,分阶段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营商环境建设协同网络的演化趋势以及现阶段的主要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营商环境建设协同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各城市共商共建营商环境的合作程度不断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营商环境建设的协同网络结构由双中心结构逐渐演变为双中心+多区域结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营商环境建设的协同网络内各城市合作紧密程度不协调、不平衡。     

“两翼协同”战略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嵌合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周边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涉藏州县、大小凉山等欠发达地区,大多也属民族地区,这片区域在“两翼协同”战略推动下实现与成渝双城经济圈嵌合发展,但也面临跨区域、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克服跨区域、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走出“双跨”困境？文章从空间社会理论角度,基于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提出在“嵌合-空间再造”逻辑主线上营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地区融合发展的新空间,以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嵌合发展的基本主张。为此,在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进程中,一要在发展策略上,坚持成渝双城经济圈北翼“一体化发展”、南翼“融合发展”、外环“嵌合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二要在合作方式上,成渝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在“生产-生活-生态”实践逻辑上再造“三生合作”新空间,实现嵌合发展;三要在协同创新上,川滇黔渝四省市一盘棋共建“民族环线”试验区,把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原生态经济圈、康养乐居旅游圈、多民族文化圈,达到共同富裕。     

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增长极,迫切要求依托绿色技术创新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05—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识别绿色创新的节能减排渠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节能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有效路径,但“减排效应”存在明显的遮掩效应;因技术异质性和城市区位异质性,不同特征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虽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应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推动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绿色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节能减排考评体系。     

区域中心城市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路径研究

区域中心城市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八大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明显提升,区位优势更为突出,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区域协同步伐加快,但集聚辐射作用不强,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不够充分,产业集群成链有待延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有待提高。在借鉴东莞、佛山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经验的基础上,从优化产业结构配置、加强区域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区域中心城市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对策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索 ——基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关键在于推动成渝地区协同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形成高质量增长极.基于充实区域协同发展理论支撑的初衷,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引入功能主义系列理论,并运用其中的经典学说阐释成渝经济圈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路径策略.研究表明:成渝经济圈建设应当以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为目标,依托扩展原理启动原始动力,充分发挥功能性、诱发性和养成性外溢的持续动能,注重调动政府、关键人士、大型公司和协同发展机构的参与积极性,构建结构化系统化的区域协同发展组织架构.结合实际建议:成渝经济圈全方位高标准协同发展,需要经历拆除壁垒、畅通联系、形成联盟、区域认同、协同深化五个演进阶段,充分发掘协同发展动力,尽量维持区域利益均衡,统筹推动政策、经济、社会、法治四大领域协调联动.文章借助功能主义系列理论对成渝经济圈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对于丰富国内区域协同发展理论、指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参考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索 ——基于功能主义理论的视角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关键在于推动成渝地区协同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形成高质量增长极.基于充实区域协同发展理论支撑的初衷,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引入功能主义系列理论,并运用其中的经典学说阐释成渝经济圈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路径策略.研究表明:成渝经济圈建设应当以经济协同和社会协同为目标,依托扩展原理启动原始动力,充分发挥功能性、诱发性和养成性外溢的持续动能,注重调动政府、关键人士、大型公司和协同发展机构的参与积极性,构建结构化系统化的区域协同发展组织架构.结合实际建议:成渝经济圈全方位高标准协同发展,需要经历拆除壁垒、畅通联系、形成联盟、区域认同、协同深化五个演进阶段,充分发掘协同发展动力,尽量维持区域利益均衡,统筹推动政策、经济、社会、法治四大领域协调联动.文章借助功能主义系列理论对成渝经济圈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对于丰富国内区域协同发展理论、指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参考意义.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评价指标研究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协同发展，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客观准确分析协同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必须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选取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创新发展、人民生活、交通运输四个系统的20个评价指标，再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四个系统的得分情况，根据各个系统的得分情况计算系统之间的协同度，最后通过对系统之间协同度高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破除行政壁垒、加强区域协作、建立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评价指标和建立评价工作周期制度和修正制度的政策建议。     

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强调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强化政府的行政化管理。行政级别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体现，对城市的资源配置、社会治理、政策规划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城市可以凭借行政级别的优势在中国的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正反馈效应，因此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理解城市发展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模式的关键。研究首先对我国行政级别的制度背景、演化发展历程及发展趋势展开系统性梳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对行政级别、城市规模与土地产出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分别从权力职能、财政能力、资源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推动作用，由规模集聚、过度积累两个维度分析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倒U型结构作用，再从行政区与经济区发展协同的角度分析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在实证研究部分，研究通过对我国特色政治制度下行政级别设定的分析，将城市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土地产出效率纳入统一的面板数据模型中进行定量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变量之间的干扰问题进行控制。为进一步探寻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倒U型作用下存在的最优区间值，研究利用门槛效应模型以全社会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通过500次自抽样门槛效应检验对城市规模存在的结构变化点进行探寻。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行政级别对土地产出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第二，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呈现倒U型作用，城市在387万人时处于最优城市规模；第三，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对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较小，现阶段城市行政级别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不协调的现象。最后，研究在着眼长远发展展开行政区划设置，强化行政区划设置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通过行政区划制度协调行政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空间结构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促进行政区划设置与土地产出效率的协同作用，提升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匹配程度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化经济空间————杭州、萧山地方政府博弈的实证

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计划经济形成的中国行政区划框定了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边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当市场力量推动城市与区域的要素流动跨越行政区边界,行政区划就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支持市场经济集聚和规模发展。纵观杭州与萧山之间突破行政区划制约的几次区划调整,发现每一次改革都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最终拓展了杭州大都市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当然,行政区划调整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固有的“行政区经济”顽症;要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恶性循环,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杭州、萧山的实践为中国其他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路径启示,也为中国区域与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转型期中国金融排斥困境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 574个县(市)数据的空间分析

文章以中国2 574个县（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量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不仅对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还对其他县（市）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低—高集聚为主，其中，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经济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大片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单经济中心的空间格局；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限制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使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陷入金融排斥的不利境地。研究不仅为普惠金融战略的精准实施提供了大样本的直观证据，还以典型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提供政策参考。     

“三Q＋三C”发展思路下的京南城市群发展对策分析

“环首都贫困带”是围绕首都形成的贫困区域,该区域的发展状态与首都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状况是由首都和环首都区域之间不对称发展所造成的。环京津的京南地区是环首都地区的重要区域,为了让该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必须顺次经过“丁”、“工”、“王”的空间构造步骤,最终打造成为“田”字型城市发展格局。在充分考虑自然垄断、行政干预等多种区域因素的情况下,应分四个层次使京南城市群得到发展,北京、天津是第一层次,保定、廊坊是第二层次,核心县级市是第三层次,普通县与镇是第四层次。这样就能够使京南城市群在最大程度上得到整合,达到以强带弱的目的。环首都的京南地区由此也就从“服务京津”变为“对接京津”,从而逐渐培育起自身的经济增长点。     

基于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视角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路径

城市群发展的基本动因由企业、消费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主体诉求构成,城市群发育程度越高,其基本动因的组合越复杂。尽管如此,在推进城市群建设中,我们仍然可以在既定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根据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非均质的实际情况,寻求各类主体利益诉求的共振点,并且通过完善行政经济区、设立特定经济功能区、圈定不同经济关联区等方式,来促进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完全可以依据经济区与行政区分离的条件,选择都市圈和城市圈建设,推进部分领域一体化,促进毗邻地区合作,作为当前建设的主要路径。     

促进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

针对辽宁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的城镇化进程缓慢、农业产业化水平低、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迟缓、市场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通过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政策制度是阻碍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了从调整财政政策入手,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和加强各项支农的财政政策等促进辽宁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基于要素流动视角

金融集聚通过金融功能的强化以及集聚效应的发挥,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上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遵循“机理分析-路径分析-模型分析”的研究思路,归纳出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规模经济、信息溢出、知识溢出、创新催化、结构调整以及自我强化效应;基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视角分析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因果反馈路径;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Vensim PLE进行仿真模拟和政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优于法律制度的完善,而创新支持政策的实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不明显。据此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以实现二者协同发展。     

试论我国的行政区划

50多年来 ,我国的行政区划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着重论述我国行政区划存在的层次多而乱 ,省区范围偏大 ,各省区面积大小相差过于悬殊等弊端 ,以及市管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对行政区划进行改革和调整的思路     

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高度水平的产物,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长株潭城市群于1997年正式开始规划建设,发展至今,三市在融合发展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产业结构相似导致区域内部竞争、行政区域划分弱化合作机制、传统产业比重过大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慢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利用熵权法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三市三次产业发展的有序度,并建立复合系统模型计算长株潭城市群和长株潭三市的产业协同度,再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度的影响因素。结合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加强产业结构规划、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等建议,以不断优化长株潭城市群产业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