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药品安全动态监管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针对目前我国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现状,探索和研究如何提高药品安全监管效率和药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的新模式.仅靠政府监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基于药品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来构建和创新监管模式,即以药品市场主体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为依托,强化药品市场主体的自律意识,实现诚信的药品市场主体与有力的药品安全监管有机结合,最终达到有效监管和保障药品安全的目的.     

我国药品安全监管现状与模式创新路径

药品安全问题,因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质量而倍受关注.虽然近年来我国药品安全监管取得一定成效,但药品安全事件仍此起彼伏.因此,寻求保障药品安全的长效机制和治本之策已经迫在眉睫.本文认为,构建和创新我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应从完善药品监管体制入手,以药品市场主体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为依托,通过药品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强化其自律意识,提高药品市场主体的失信成本,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有效监管和保障药品安全的目的.     

论药品流通后之安全观察义务——行政监管与侵权责任的交错

药品本身的风险性决定了药品不良反应难以在上市前完全避免,因此流通后安全机制至关重要。生产者在药品上市后就其安全仍负有继续观察义务,其兼有私法与公法义务之性质。观察义务在药品责任制度体系中具特殊意义,尤其是限制发展风险抗辩的适用。观察义务包括报告、警示、召回等一系列义务,其散见于不同规范中,有加以体系整合之必要。于观察义务履行的效果问题上,应处理好行政监管与侵权责任的关系,使善尽监管义务者获得适度侵权责任的减免。     

浅议农村药品安全监管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对药品实施有效监管,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用药安全,关系到公众生命健康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我国农村药品安全监督网络的建设主要存在五大问题,笔者试提出解决方法.     

风险成本视角下违禁药品滥用的成因及其治理——以瘦肉精监管为例

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日趋严重。在论证风险成本、企业安全激励与食品安全治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后,重点检视了影响风险概率与风险损失的法律环境因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我国违禁药品滥用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承受的风险代价太低;政府对瘦肉精滥用治理效果欠佳,关键在于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约束乏力;将安全问题引发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为企业的风险代价,实现环境对厂商自律行为的诱导,才能构建起我国食品安全的长效治理机制。明确提出了我国对违禁药品滥用问题的治理应以加大企业风险成本作为基本理念,食品安全环境治理的核心应围绕如何加大企业风险成本,重视改善环境条件的完备性与匹配性。     

FDA药品准入监管及其后果--对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立法的启示

美国FDA对药品的严格准入监管提高了上市药品的安全性,但也抬高了药品价格,遏制了市场竞争,阻碍了药品研发,延误了危重病人的治疗。汲取FDA监管的教训,中国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立法时,不应单纯追求过高的安全标准,而应综合衡量特定食品安全标准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应采取信息披露监管和强制标准相结合,即以促进信息披露为主要制度基础,着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在企业和消费者对食品品质进行判断的信息不足、食品安全潜在危害后果重大等情况下,则应由政府实施强制性安全标准。     

药品价格放开后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

我国药品价格放开后,由于药品市场存在市场势力、信息不对称、药品价格作用机制弱等市场失灵问题,政府仍需要介入药品市场进行监管。分析了药品价格行为监管的难点,即监管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药品市场势力的强势、信息不对称等,提出药品价格行为监管体系创新建议,包括监管制度创新、基于大数据的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创新性的监管方式等。     

“区块链+农业众筹”:创新、风险及其法治监管

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兴起推着互联网金融加速革新.农业众筹作为互联网金 融在农业领域的一种实践创新,具有金融补充、产消合一、资源整合的理想功能,但其现实发 展受制于信任、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存在市场信任度不高、融资规模偏小、运行专业化不足等 问题.而区块链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信任和安全问题,故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嵌入有利 于化解农业众筹现实困厄、优化农业众筹运行流程.但在推进“区块链＋农业众筹”融合创 新的同时,必须注意防范技术安全隐患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相关法律风险等.因此,对 其加强法治监管势在必行,在法治监管进路上,建议引入“监管沙盒”,平衡创新激励与法律 规制;强化功能性监管,兼顾平台管理和业务监督;采用区块链节点监管,协同规则治理和技 术自治.     

从政府工具的视角分析药品安全监管

药品安全问题,由于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而备受关注,各国都对药品安全实行严格的监管。我国政府也运用不同治理工具对药品安全进行监管。本文主要从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这三种政府治理工具方面分析我国安全监管取得的成绩及不足,并针对不足提出了改进建议。     

网络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监管问题探讨

滋补保健类中药材深受我国消费者的喜爱,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中药材是药品监管中不可回避的议题。但是中药材的双重属性和界定的模糊性使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难以对中药材准确定性,影响中药材监管效能。文章立足于网络药品监管状况,从中药材本质属性方面剖析如何对网络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实施有效监管,以期为深化药品监管提供建议。     

风险视域下进口食品的安全规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类风险不断传播和蔓延,进口食品安全屡次成为重灾区。长期以来,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风险规制机制。该机制在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的同时,存在着规范体系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规制手段缺乏创新性和多元性、交流机制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等问题。当前,可以借鉴域外多元化监管工具、数字化治理手段、开放性信息交流等长效机制建设经验,通过强化合作规制机制、建构信息共享机制、推进定量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全球共治机制等措施,不断优化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风险规制路径。     

“廉政风险”及其防控机制建设的价值取向

"廉政风险"是"风险社会"的表征之一。面对"廉政风险"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它的防控首先需要澄清其价值取向,才能确保其制度建设有正确的方向。具体说来,"廉政风险"防控的基础价值取向是廉洁执政,核心价值取向是为民执政,目标价值取向是长期执政。     

教育民主化进程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实现因素

在我国教育民主化过程中,高校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教育民主化＂与＂教授治校＂是形殊质同的统一体。教育民主化视野中＂教授治校＂的内涵及外延是：教授治校是＂体＂,而非＂用＂;教授治校亦是教师治校或共同治校;治校的理想是学术自治,行政其中。教育民主化背景下＂教授治校＂的实现因素：学术法制化;学校构建以院系级决策为主体的权力体系;营造民主管理的文化氛围。     

小微企业食品安全问题、特征、原因和对策

通过对2011-2015年间我国364件小微企业食品安全事故的研究,指出小微企业食品安全的问题,系统分析食品安全问题的特征和原因,最后提出治理小微企业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构建诚信体系;加大对薄弱环节的监管;提高违法成本;发挥其他监管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促成保险公司和小微食品企业的保险意愿。     

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原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从三方面分析了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原因.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容忍度过高;部分食品企业伦理道德缺失,片面追求发展快速而忽视食品安全;一些消费者的消费文化不完善和我国法律的缺陷和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针对这些原因,建议对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培育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文化;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和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等.认为人民满意是完善法律和提高监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一书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体系．提出“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羁縻而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的核心;该书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弘富,在探讨三种治边思想的问题上,以史为鉴,注重现实问题的思考,是一部当代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的力作。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人情与法意:《井冈山土地法》文本性解读及其启示

《井冈山土地法》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保护弱势群体权益、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等方面的人情观,该法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党的政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但具体的规定也存在不合理之处。该法给当代的启示是,在党的执政过程和国家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当树立正确的人情观;党应当根据时代的需求不断更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更好地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维护其合法性根基。     

“乡财县管”后乡镇基层政权合法性与乡村治理

"乡财县管"使乡镇债务危机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行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同时也束缚了乡镇财政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造成乡镇治理资源萎缩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为了应对千头万绪的管理事务,财力匮乏的乡镇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借助于非常规资源,运用非制度化手段。然而,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时,非制度化手段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使得乡村治理内卷化,"乡财县管"并不能最终解决乡镇的治理困境。归权于民,开展乡镇干部直选才能从本质上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能力,使乡村治理制度化,从而建构与巩固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