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贺麟着眼文化创新的"和谐化合"说

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中学在吸纳西学过程中的重建。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贺麟秉持"文化抗战"、"学术救国"的理念,遵循"儒化西学"、"华化西学"的思路,着眼文化创新,提出了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和谐化合"说。他凭借广博深厚的学术文化功底,以西方近代哲学(主要是新黑格尔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宋明理学)为基本的思想养料与方法资源,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强调从国家的软实力着手来御侮强国、振兴民族。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变迁

清代嘉道以后,浙江传统学术日趋衰微,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都在走向败落.与此同时,传统学术内部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在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方面作好了迎接西学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浙江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吸纳西学,创立了近代学术.     

从"国故之争"到"王国维之死":近代报刊空间中的五四新文化思想转型

中国学术由传统过渡到现代与报刊的发展密不可分.通过对"国故之争""王国维之死"等文化史事件在报刊传播空间中的历史细节考察,不但可以理解近代报刊在学术传播、论争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还能进一步反思五四以来种种文化思潮前进的源动力.一方面,随着西学的传播,尤其是近代报刊的兴起,现代学术框架得以建立,并逐渐影响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走向.学者借助新材料、运用新方法,逐步突破以经学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框架,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加速了学术的现代化进程,学术期刊围绕某一历史事件或理论专题的组稿促进了学术思潮的形成,并由此延伸出更为广阔的学术论争.     

略论吴汝纶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态度

吴汝纶是晚清时期一位著名学者、桐城派代表人物、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积极探求西学,介绍西学,被时人誉为"东方第一人".在探讨西学的过程中,他关注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倡导引进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主张兴办近代农业教育,堪称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上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就吴氏对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的态度进行了简略的评述.     

从近百年学术演变脉络看中国学术本土化问题

<正>什么是中国学术的本土化?本土化是与外来学术相对应的概念,是外来学术掩盖本土学术后所面临的问题。应该说,这一问题,早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时期采择西学时就已提出来了。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政治模式在全球的蔓延,西学的强势也成为其他国家所采择的学术模式,而且是主动采择的结果。但是,文化学术是一个民族中积淀最深厚、最基本的元素,本土文化积累比较深厚的学者,往往对本土固有文化学术及东西学术所涉及的重大基本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论王鸣盛的西学观及其时代性

清代考据学与西学的相遇，是近代学术饶有兴味的话题。王鸣盛作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都受到了西学的熏染和刺激。通过梳理和分析其《蛾术编》等相关资料，发现这位考据学家虽然顺从当时主流的“西学中源”说，却能以中学审视西学，以西学反思中学，在考经证史中会通中西，折中有见，反映出当时考据学者对待西学的一般态度及其时代局限性。     

知识分类的变迁与近代学人治学形态的转型

基于学术为本政治为用的“学为政本”的观念,清末民初的学人认为传统的中国学术已无法应对内忧外患的晚清政局,转而面向西学。西学的大规模东渐,非传统的四部之学可以容纳,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新的学术分类体系与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分科治学成为近代学人的新的治学形态,这种新形态一方面推进学术的近代化,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学者们知识的割裂支离,缺少传统学者的涵泳与体会功夫,对文史哲等传统的人文学科发展尤为不利。     

分科设学和清末民初中国的学术转型

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分科设学模式，是传统的内部变动和西学的外部输入错综交织的产物。清末学人在教育改革中重新发现并发展了宋儒胡瑗以来的分斋课士的书院传统，逐步将西学门类整合进传统的知识体系之中，经由学校体制、分科设计和研究方法的层层更新，形成了一幅中西学冲突融合，书院和学堂彼此移位，经学失去主导价值，以致传统学术体系最终分解的极其复杂的图景。     

“博考简收”与“即指见月”：《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

1885年出版的《西学略述》,由入华传教士艾约瑟编译而成。该书对西方诗人诗作有较多介绍,其中部分内容可以说是首次进入中国。在此基础上,该书对西诗类别和韵律的介绍,又使之获得了诗学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译介行为的赞助者以及晚清社会对西学知识的需求,在《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中产生了导向作用,并促成了其中文学性质的显现。在中国文人面前呈现出西方诗歌面貌,这既与艾约瑟遵从的"学术传教"策略保持了一致,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对西方诗歌的认识,同时在近代中国的西诗译介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略论明清西方高等教育的导入

:伴随着明清“西学东渐”的浪潮 ,西方高等教育及其大学模式始被导入中国。在此过程中 ,欧美来华传教士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艾儒略《西学凡》、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丁韪良《西学考略》等 ,即为明清导入西方高等教育的几部主要著作 ,它们导入了西方学术的知识分类体系和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 ,揭示了西方高等教育在近代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势 ,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材料     

“西学启蒙丛书”中的西方史学及学界回应

西学启蒙丛书是由受聘于中国海关的艾约瑟主持翻译的,丛书中的历史初级读本是当时对希腊史、罗马史、欧洲史及西方史学叙述最系统、最完整的史书。艾约瑟编纂的《西学略述》概述西学源流,详细论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及沿革。这几部书在晚清学界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成为沟通19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组成部分,对于推动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和史学变革发挥了作用。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清代官方史学与西学——兼谈西学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程度

随着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独立发展的清代官方史学开始直接与西方文化遭遇,并由此开始了与西学拒斥和融合的过程.从思想层面看,官方史学坚持"西学中源说"和"华夏中心观",对西学中的思想观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从方法层面上看,官方史学又能积极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治史方法,大量用之于官方史书的修纂,取得了很大成就.官方史学这种接受西学的"用",摒弃其意义价值的做法,与清代帝王"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西学观完全一致.道咸以前,西学并未影响到包括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在内的清代学术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道咸以后,私家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撰写了大批有真知灼见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史学发展的新趋势,而官方史学依然故我,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不足,遂为时代所遗弃.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

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儒学复兴的条件是新的思想文化资源,途径是回归、开发原典。在近代中国,构成人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儒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儒学的当代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关系很值得思考。因此,学习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西学充分中国化"的途径,将是儒学复兴的根本任务之一。儒学复兴需要资源———充分中国化的西学。儒学复兴的途径还应该是"回归原典"。"回归"就是透过对这些原典的新诠释,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     

"合中西为一法"--近代中国早期西学著作的译述及其历史特征

近代早期即出现了一批译述西学科技著作的中国学者,他们所译述的西著不仅对近代"新学"的学科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西文化交融发生着持久的影响.     

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文化价值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近代目录学的启蒙者,他的《西学书目表》既开启了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河,也反映了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文化进步的推动作用。因此,《西学书目表》体现了传承、创新和实用的近代文化价值。     

论近代中国新学的起源

晚清知识分子立足于社会现实,欲统摄西学而重建新的中学,以避免西化和失落中学.近代意涵的新学基础,在这样的论调下自不能大胆冒进.而在整个中国对西学在跨越中西认同的紧张,出现普遍认同后,新学在短短几年间便蔚为风潮.另,近代中国新学的发韧实亦有参照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东学"催化之功.     

依中国文化精神建设当代国学

"当代国学"与"近代国学"有别.近代国学之研究,起自中学与西学之对比以及依西学之目标重理国故,其意义主要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当代国学则缘于西学根本局限性之发现以及中国文化生命之复兴的需要.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区别在于:一为"实践感性",一为"实践理性".明此区分,是建设中国学问之当代构架的出发点.当代国学之建设自有当代中国民众的生命实践作为基础,但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意识异化原理作启发,兼引当代西方存在论革命之思想,才能一方面从根本上诊治中国传统文化之痼疾,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立心、立命.     

晚清民初上海苏籍报人职业生存状态考察

近代江苏地区尤其是上海报刊业兴起早，规模大，众多江苏籍士子投身其中，成为职业报人。晚清以降，由于社会舆论和正统知识分子对西学和以此为业者的排斥，以及报人的仅为谋食的入职动机，对偏离“正途”的愧感，近代苏籍报人的社会和自我职业认同度较低。与他地报人相较，上海的苏籍报人职业收入相对较高。但受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晚近社会新兴的羡商心理的诱惑，报人频繁转换职业，缺乏稳定性。     

论凌廷堪与西学

在清代天文历算学史上,凌廷堪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在此领域的成就并不算太大,却与焦循、李锐一起享有"谈天三友"的美誉;他是继江永之后,唯一敢于反对"西学中源"说的学者;他的历算学成就及其对待西学的态度,反映了清代众多学者在汉学与西学关系上的艰难应对,以及传统学者在中西文化碰撞时期所展示的学术精神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