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改还需费思量:金庸小说是否需要再次修改

金庸小说第三版修改已经完成,学者们各有其说.汤哲声认为,金庸小说既然已经定型成为经典,就不应再随意改动.卢敦基认为,金庸修改小说是他个人权利之内的事,再次修改金庸小说,给作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韩云波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体现了他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努力.马睿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并未对武侠文体做出新贡献,这只是一场通俗文学、大众传媒和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金庸小说再修改:通俗文学、大众传媒、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金庸小说第三版修改已经完成,学者们各有其说.汤哲声认为,金庸小说既然已经定型成为经典,就不应再随意改动.卢敦基认为,金庸修改小说是他个人权利之内的事,再次修改金庸小说,给作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韩云波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体现了他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努力.马睿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并未对武侠文体做出新贡献,这只是一场通俗文学、大众传媒和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

金庸小说第三版修改已经完成,学者们各有其说.汤哲声认为,金庸小说既然已经定型成为经典,就不应再随意改动.卢敦基认为,金庸修改小说是他个人权利之内的事,再次修改金庸小说,给作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韩云波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体现了他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努力.马睿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并未对武侠文体做出新贡献,这只是一场通俗文学、大众传媒和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 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 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１９７０年代之前的金 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 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 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

在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文学区分视野之下,金庸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他所提供的快速消费型文学并不能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金庸小说代表了中国极度向往的传统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作家,他的创作不是应对当代汉语文学60多年来面临危机的解决方案。     

金庸小说中的文化人格

本文主要从"文化人格"的角度分析金庸小说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就侠士人格、名士人格、政治人格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上指出金庸小说区别于一般小说的文化品位.认为金庸小说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这方面.而那些无视其文化品位而对之进行粗暴的否定,以及简单的拔高都是不可取的.     

金庸小说研究的前沿进展与体系构建

在当前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有五个方面值得高度关注:一是金庸小说研究对学术本位的回归;二是金庸小说的经典化问题;三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多方位视角;四是金庸小说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五是西方文艺理论对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意义。上述五个方面既是金庸小说研究最前沿的进展,同时也构建了金庸小说研究较为完整的体系。     

众星拱月与从一而终——从《书剑恩仇录》看金庸的情爱观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抒写大都借用中国古典小说及传统武侠小说常用的"一男数女,众星拱月"模式,主人公三妻四妾,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式结局是此类小说的通例,从形式上看,金庸没有超越这种模式,但他笔下的人物却有着强烈的现代心理意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翻新既赋予了旧形式新的意义,更重要的,这种写情也使他笔下的情爱故事更能契合现代人的心理,而且,金庸的爱情故事绝大多数以悲剧收场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武侠类小说的情爱观.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