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年反腐败大案看我国反腐的法治向度

我国在反腐败方式上提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而近年来曝光的多起反腐大案充分体现了法治反腐这一模式的许多特征.法治反腐强调法治在反腐败中的基础性作用,法治反腐是种底限思维.党和国家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反腐败的基本思维方式,对我国反腐败工作有重大意义.在反腐败斗争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可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此外,纪委在我国反腐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健全纪委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机制.     

我国网络反腐模式、局限与运行机制创新研究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主要包括官方网络反腐、民间专业网络反腐和大众网络反腐.网络反腐以其传播速度快、参与面广、虚拟隐蔽、成本低廉等特点,成为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反腐败事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功能的发挥受到信息、网民、政府、程序等多个方面因素的限制,针对网络反腐在实际运行中的局限性,有必要构建反腐联动机制、舆情汲取机制、快速反应机制、舆情监管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     

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的科学定位与贯彻执行

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包括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意义、立场与原则、工作方法、国际视野和配套措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有机蕴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指导思想。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我们要强化"四个意识",坚决以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为指导;要坚持法治反腐,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加强法治建设,推动反腐败追逃追赃良性循环;要站稳国际平台,引领国际反腐败新秩序;要讲好反腐故事,全面提升中国国际法治形象。     

高校制度反腐的学理反思与逻辑进路

制度反腐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选择。制度反腐是有效的反腐方式,其逻辑动因在于克服人性缺陷,目标诉求在于防范权力滥用,独特优势体现在稳定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强等方面。高校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然而,高校制度反腐还存在不同廉政制度之间缺乏协调配套、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缺位、反腐败预警机制运行不畅、廉政制度执行不力等突出问题。为提升高校制度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权力运行监督制度、反腐败预警制度以及廉政措施落实制度。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制度化反腐的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其建国以来唯一的执政党,他们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健全了系统的反腐败机制,实现了用制度约束执政党运用公权,遏制了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人民行动党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和机制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于我国目前的制度反腐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成本-效益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关系都存在成本收益的权衡问题,而法治作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最佳模式,也必然要遵循这一规律.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可以通过对立法、司法、行政以及社会等成本的量化分析来寻求如何节约法治成本,提高法治效益,以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试论我国反腐败机制的创新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正进行体制转换和全面改革,由于改革的过程性和法制的不完备性,使现阶段的腐败现象呈现出复杂性、顽固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等特征。对此,必须创制新的反腐机制,努力实现完整统一的反腐败制度体系,而走上低成本高收益的反腐败之路。创新反腐机制包括:创制新的完整监督机制、法律矫正机制、利益实现机制、思想自律机制,从而达到掌权者“不能贪、不敢贪、不需贪、不想贪”的效果。     

制度反腐：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制度反腐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当前中国在制度反腐方面仍存在制度意识不强、制度存在缺陷、制度执行不力等突出问题,应加强制度意识,健全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一个新高度。     

传统与转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之多维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经历了消极治理主义—积极治理主义—"零容忍"积极治理主义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鉴于当前反腐任务艰巨的形势,应确立"零容忍"积极治理主义的反腐败立法理念,以转变腐败治理模式,指导反腐败立法。中国反腐败立法理念的转型需要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突破传统腐败治理思维,坚持渐进式、理性化、科学化,以推动立法理念的规范演进。     

基于博弈论的反腐与官员互相监督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思想，通过对政府官员和纪检人员两个博弈方的静、动态博弈分析，求得两个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组合：只有给予纪检人员更高的激励以及降低其反腐成本才能更有效地激励反腐，同时应加大官员犯罪成本。而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官员互相监督机制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可以预期，在目前没有实现高薪养廉的情况下，将官员反腐与职位升迁相挂钩，能够促进官员互相监督机制的形成，逐渐构建起完善的反腐机制。     

论反腐败斗争的标本兼治

反腐败斗争有三道防线:思想教育、法律制度、惩治告诫,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思想教育对掌权者起“不想贪”的作用,但不是万能的;法制对掌权者起“不能贪”的作用,但必须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惩治告戒对掌权者起“不敢贪”的作用,但要注意它的震慑效果。发挥三者的整体效果是我国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新路子。     

延安时期“依法保廉”对廉政法制化建设的启示

延安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运用法制手段治理腐败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围绕“依法保廉”,在廉政法制建设和严格执法方面都有具体举措,为在新时期新的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建设廉洁政治,推进我国廉政法制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论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

"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核心内容,高度重视反腐败的重要性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鲜明特点,加强思想教育、从严治党、强化监督是毛泽东反腐败的主要策略。毛泽东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腐败的经济解释--基于张二江案例的分析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出发,应用博弈论剖析张二江的案例,探讨其走向腐败的经济道理.文章指出,政治市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腐败的收益(π)和监督的成本(C)很高,而对腐败的惩罚(F)却偏小.因此,根治腐败的根本在于改善政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和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 ,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 ,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 ,造成了腐败在转轨国家滋生蔓延。转轨国家要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 ,就必须有效降低反腐败的成本 ,增大腐败的成本 ,今后反腐败措施是 :1.要加快市场化改革进程 ,减少任意决策权 ,缩小政府规模 ;2 .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激励 ,实行“养廉工资” ,以期加大革职的代价 ;3.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 ,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以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     

反腐败理论框架的构建

对腐败进行深入探究,把握腐败滋生的根源,是反腐败理论研究的前提。对公权力进行道德约束,通过法治反腐、权利反腐、民主反腐等途径防止和约束公权力滥用,构建起反腐败理论的框架。     

腐败成因及反腐败制度链初探--兼析"张二江"案例

文章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揭示腐败链状现象,初步构建"腐前一腐中一腐后"反腐败制度链系统.认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必然要求与之相关的制度协同跟进,制度链中某一环节缺失会严重制约反腐效率,甚至诱发新的腐败行为.因此,现阶段我国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提高反腐败成效的关键在于制度链的协同完善.     

浅议反腐败的几个认识误区

本文针对社会上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误区,即“妨碍论”、“自然论”、“代价论”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批驳,指出了这三个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通过批驳这三个认识误区,使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更加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加强廉政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我国民间反腐败力量问题初探

文章对民间反肩败力量的主要类型、形成的背景、作用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探讨,提出要对民间反腐败力量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要实现专业反腐和民间反腐败力量的对接,同时要对民间反腐败力量进行积极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