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中国的反腐败与权力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这个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在监督和制约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国的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再到有所降低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总体来看,我国腐败的程度仍然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反腐败的成效不容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还带有传统集权政治体制中廉政制度体系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限制了我国目前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功效的发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现代转型,完善横向的公民选举问责和纵向的分权制衡机制。应当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反腐败和权力监督的努力方向。     

论高校腐败及其治理

目前,因体制机制的制约和"腐败亚文化"的影响,我国高校腐败的形态既有与其他领域相同的一般形态腐败,如选人用人、基建工程和设备采购领域腐败等,也有其自身特有的形态,如科研经费腐败、招生腐败和校办产业腐败等,呈现出涉腐范围广、贪腐数额大、"一把手"腐败突出和危害程度深等特点。因而,依据新的形势任务,适时转变传统反腐观念,准确把握高校反腐的着力点,在建立健全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抓早、抓小,方能在扎紧制度笼子,尽力压缩权力寻租和腐败空间的同时,有效预防那些钻了制度空子的"漏网之鱼"形成大气候,造成大伤害。     

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反腐体制机制

制度反腐是我们党和政府历代领导集体对反腐败斗争实践的深刻总结，但从实践来看，现有的廉政制度仍存在权威性与威慑力不足、系统化程度不够、协调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问题。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应树立正确的廉政制度理念，注重廉政制度的“顶层设计”，确保廉政制度的系统化、协调性，全面提高廉政制度的法治化水平和可操作性，提升廉政制度的执行力，从而推进反腐体制机制创新。     

腐败成因及反腐败制度链初探--兼析"张二江"案例

文章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揭示腐败链状现象,初步构建"腐前一腐中一腐后"反腐败制度链系统.认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必然要求与之相关的制度协同跟进,制度链中某一环节缺失会严重制约反腐效率,甚至诱发新的腐败行为.因此,现阶段我国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建设,提高反腐败成效的关键在于制度链的协同完善.     

中国廉政制度的适应性分析

我国有一整套廉政制度,但制度反腐却未取得明显实效,腐败形势仍然很严峻。制度反腐未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在于:廉政制度的适应性状况不佳。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廉政制度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不相适应;廉政制度与制度实施机制不相适应。其根源在于:现有廉政制度效率释放已尽;新的廉政制度变迁动力不足;廉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建立腐败预警机制的三重视角

从腐败评价的角度看，只有基于腐败的风险评价，才可能建立预警机制，提前防范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从经济转轨的背景看，我国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真空和漏洞，从而使腐败的出现和蔓延有可乘之机，必须加强制度预防。从制度评价的角度看，中国未来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对国家廉政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重构国家制度体系，有效减少产生腐败的制度漏洞。     

反腐败制度构建初探

十八大后,我国的反腐败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制度存在着预防机制薄弱、惩罚机制乏力的不足之处。为了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建立立体化、体系性的反腐败制度,实现制度性反腐。既要注重对腐败行为的事前防范,合理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水平,使其"不想腐",同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借鉴国外经验,在制度设计上,设置相关预防性制度,使公务人员"不能腐",也要注重对腐败行为的事后处罚,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使公务人员"不敢腐"。     

权力清单视角的深入反腐败研究

自2005年我国首份权力清单面世以来,中国开始了权力清单建设之路。权力清单对政府起到权力制约、监督作用,是加强权力监督、源头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一些成效,公众对未来的反腐工作有了更多期待。深入反腐首先要认清我国腐败萌生的原因,因地制宜地寻求对策。权力清单从规制权力的视角入手,从源头上杜绝腐败产生的机理,预防腐败的产生。另外,由于腐败萌生的多因性,发挥反腐实效还需要澄清权力运行乃至腐败发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使清单建设与反腐法律、制度、廉教的建设协调统一。     

高校廉政风险防范制度分析与对策

加强高校廉政风险防范制度建设,增强党员领导干部抵御腐败的防范廉政风险的能力,是高校非常重要的任务。通过问卷调查对高等院校廉政风险防范制度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校应建立思想道德风险、制度机制风险和岗位职责风险等方面的防范制度,加强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期处置等廉政风险防范机制,进行整体防范。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制度体系缺位、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和对权力的监督难,需要在这些方面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十六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并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批腐败高官受到惩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和商业贿赂得到进一步治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反腐国际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的反腐败体系得以建立.这一切使中国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从以惩处为重点向以预防为重点转变,从经济、行政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要实现战略突破,还必须提速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打击对策的有效性和威慑力,提高制度执行的效率和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国家可以选出若干城市作为行政特区进行"廉洁岛"的试点建设.     

关于构建国家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设想

国家预防腐败体系是指按照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方案的要求,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名义发布一组指导性文件,对党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预防腐败体系提出明确的要求,党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按照指导文件规定的方法和要求,建立自身的预防腐败体系,并组织其运行。国家预防腐败主管部门分级分类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党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组织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提供方法指导,定期对体系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这样使一切有可能产生腐败行为的施政过程受控,绝大多数腐败行为将被消灭在发生之前。     

跳出反腐败制度建设认识上的两个误区

反腐败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理论指导上的错误,不仅无助于腐败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不是反腐败的正确途径;单项实体制度要素建设不是反腐败的有效途径。我们要跳出反腐败的认识误区,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反腐败的新路子。     

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腐败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依法反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其前提要求。我们要积极加入或签署反腐败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集中力量制定综合型反腐败法典,适时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     

高等学校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探究

高等学校将廉政风险防控引入高等学校的反腐倡廉工作中,结合高等教育实际,在把握廉政风险防控内涵的基础上,加强以预警、监控和处置“三道防线”为主体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形成以廉政风险防控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结合、与党务校务公开相结合、与目标管理相结合、与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四个结合”为突破点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新局面.     

论信息化反腐模式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反腐倡廉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当前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寻求构建基于信息化条件下的反腐模式,实现民间自发的网络反腐与官方自主的信息化反腐的有效对接,架构高效、快捷的信息化反腐模式,加强对信息化反腐模式的引导,整合优化反腐的力量和资源,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信息化反腐人员的素质,对推进新形势下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思考

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高校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建立健全符合高校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高校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要建立高校廉政预警机制、廉政建设教育防范机制、制度约束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增强体系建设的前瞻性、实效性、科学性、权威性。     

新时期高校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反腐倡廉教育是高校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基础定向和预防警醒作用。文章在客观全面地分析当前反腐倡廉教育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从选好内容、找准载体、创新方法、拓展途径、创设环境等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有效提高高校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和谐社会视野下关于治理腐败的思考

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根本不相容的。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腐败现象遍布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许多领域。而思想道德建设缺失,公共权力的稀缺性、代理性,封建社会陋俗和传统用人制度,官员升迁的"问责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新旧体制转轨,预防、监督、惩治等反腐机制不健全,官场"保护伞"使腐败官员难以及时被查处,是当前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依德治防腐,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干部自觉从内心不想腐败;依法治治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健全预防惩治机制;依群众反腐,加强公众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重典治腐,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依国际合作反腐,构建反腐败工作新平台。     

从权力控制到政治吸纳：科技防腐的演变路径

现代科学技术在防治腐败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它有助于控制权力、削弱腐败动机,减少腐败机会。以"制度+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防腐模式是中国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产物,它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科技防腐是一个交易成本最优化的反腐形式,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有利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度融合,网络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是必然趋势,它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最深层次的权力结构,推动科技防腐从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权力监督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双向发展模式向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政治吸纳为主要特征的新双向发展模式转变,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涉腐网络舆情的网格化治理机制研究

大数据时代，网络反腐已成为群众参与反腐的一种重要途径，伴随网络反腐而形成的涉腐网络舆情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但是，涉腐网络舆情的生发极易触发衍生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有效治理涉腐网络舆情，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前各地方政府推行的涉腐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为创新舆情监测方式，提升涉腐网络舆情研判分析和处置工作效率，实现涉腐网络舆情主动回应，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研究认为，涉腐网络舆情网格化治理机制是包含网格化监测技术平台和网格化舆情监测、预警研判、引导处置等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网格化治理机制的推广应用需进一步转变舆情治理理念、优化信息技术平台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