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风险传递机制研究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金融服务快速发展,同时也提高了金融服务的风险.降低风险能加快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又是提高风险的重要因素,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形势下,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有5条途径:即汇率与外贸、跨国投资、银行体系、国际负债、产业联动效应.     

CEPA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内地的福利效应分析

介绍了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新进展,分析了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内地的福利效应,并认为,为进一步提高CEPA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内地的福利效应,应转变思想观念,加大开放力度;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清除政府对服务行业的行政垄断与行业垄断,打破内部壁垒;在招商引资政策上重点向香港优质的服务业倾斜。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账户自由化——以GATS为基础的分析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账户自由化是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概念.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账户自由化,即使金融服务贸易的完全自由化也不要求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以资本自由流动的原则规定为基础,<服务贸易总协定>在收支平衡方面规定了灵活的保护机制.因此,WTO体制下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并不必然影响一国维护本国资本流动的能力.     

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评价

我国加入WTO后 ,当前金融服务行业的工作难点是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如何准确把握“开放度” ,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评估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度。本文试从多个角度研究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度 ,并以此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提供准确的决策参考。     

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1990年代以来,金融业发生了席卷全球的第三次银行并购浪潮,银行业跨国并购活动大量出现,既给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创造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为适应全球金融自由化发展和兑现入世承诺,我国必须加快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全球银行并购浪潮中,只有正确认识银行跨国并购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影响,才能确保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服务贸易

金融服务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机遇,更重要的是挑战。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正确认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服务贸易,采取合理的金融自由化步骤,开放国内金融服务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效应的产生路径——基于日本通信服务贸易引力模型的SVM测算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效应的产生路径进行研究。在理论方面,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加速技术的传播速度和扩散速度、增加服务提供者的交易经验、提高专有服务市场垄断程度这四条路径产生经济增长效应。在实证方面,利用1985—2008年日本通信服务行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得出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吸收速度越快,技术吸收速度越快,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效应越大的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日本食品进口贸易保护的经济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可计算局部均衡模型,计量研究日本食品进口贸易保护的经济影响.在分析了食品进口贸易保护程度后,选取保护程度高及贸易摩擦大的商品为代表,着重从贸易自由化后对日本食品进口、国内生产、利益各方的福利及就业等几方面的影响作了分析.     

服务贸易壁垒的度量及其自由化的影响

随着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所占比重的逐渐加大,各国学者对服务贸易壁垒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近期相关领域的研究发现,度量服务贸易壁垒的几种方法各有优劣,采用哪种方法,可视测量的服务部门而定,多部门分析可以采用频度测量的方法,研究单个部门一般采用价差测量的方法。在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卫生服务和运输服务四个服务领域中,占服务贸易比重最大的运输服务自由化程度反而最低,而金融服务开放程度更高,并且每个领域的服务自由化都会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贸易开放、市场扭曲与地区收入差距——劳动力错配的中介效应检验

将劳动力错配作为中介变量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各地区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传导机制,并采用较前沿方法衡量城市级别开放指标,具体以2005年中国340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劳动力错配的中介效应进行详尽地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可以改善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贸易保护程度上升对劳动力错配程度存在推动作用,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可以改善劳动力错配程度。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劳动力错配下降从而导致收入差距下降,存在显著的贸易开放通过劳动错配影响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且在不同收入差距指标衡量下都具有稳健性。基于本文结论,我国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消除政策引致性的要素市场扭曲。     

Internet网上财务会计信息披露趋势展望

现行上市公司财务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严重制约会计目标的实现。根据国际互联网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实现会计目标的要求,全面构建网上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模式,并提出为实现这一目标模式应采取的措施。     

金融危机凸显世界各种发展模式的困境

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各种发展模式面临困境与挑战的问题日益凸显。庞大的债务、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过度自由放任和过度消费使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高失业率和巨大的福利负担等使莱茵模式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缺乏竞争优势；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发展模式日渐面临自主创新能力欠缺、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难以为继等诸多“根本性困难”；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基础设施落后、巨额外债、储蓄率过低和私人投资率较低而明显开始“不再适应”。在后危机时代，各国调整、完善甚至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     

福利国家为什么需要慈善部门？

自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的功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和系统的讨论。福利多元主义者将慈善部门视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政府委托慈善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定位会使慈善部门对政府的资金产生依赖,使慈善部门失去独立性,因而主张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福利供给问题,让慈善部门在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发挥作用。辨析福利多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结合全球化时代慈善部门出现的新特征,可以看到,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具有绩效提升、结构补充、价值倡导、民主促进、就业吸收和国际支援等六大功能。     

“高龄津贴”制度探析与我国普惠型福利模式的选择

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选择。从国内外"老年津贴"的实施现状入手,在梳理了不同社会福利模式的划分依据和分析了传统文化与具体国情后,对中国财政能力进行了估算,提出了中国应建立和完善适度普惠型的"高龄津贴"制度,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该成为责任主体,同时,也须要引导民众的正确认识,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完善社会福利机构和慈善事业。     

从国家福利到多元福利——南京市和兰州市社会福利服务的案例研究

从“国家福利”向“多元福利”转变是国际社会政策变化的大势所趋。南京市和兰州市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面对经费困难对福利服务的更大需求 ,民政部门试图利用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资源发展福利服务。这一改革措施使国有福利院从完全依赖政府投入逐渐转变为依靠更多元化的资源。同时 ,社会上出现了崭新类型的依靠政府、企业、当地社区以及家庭或个人的混合资源为用户提供服务的“社会办”福利院。     

金融业中新服务开发的一般过程与门径管理模式研究

国内大多数金融服务机构的新服务开发 (NSD ,NewServiceDevelopment)活动 ,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凭经验办事、随意性大的状态 ,缺乏新服务管理的专业意识和技能。基于多行业比较实证研究的国内金融业NSD一般过程总结 ,和构筑在流程解析之上的门径管理模式 ,是提高金融业务创新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     

"二元制"财务机构设置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管理学关于管理职能的理论是财务机构设置的理论基础,在对该理论阐述的基础详细地分析了会计属于企业的服务子系统,而财务属于企业的支持子系统,作为企业服务子系统的会计和作为支持子系统的财务有其各自的职能领域,所以应该在实践中将其有效地分开,即财务机构必须进行二元制的设置,并通过东西方企业实际情况的对比和所进行的社会调查,提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财务与会计机构分设的二元制结构是当前我国大中型企业必然的选择,并且进一步提出了财务部门和会计部门各自的职责权限。     

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兼评“金融约束论”

人们一般认为，亚洲和拉美的金融危机是由不恰当的金融自由化引起的，由于金融市场的失灵，必须引入政府干预。本文则显示，即使给定稳定的经济环境，只要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就必然阻碍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东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只能由银行业的竞争等金融深化机制来解释，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护市场秩序和协调交易关系。     

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选择与放弃

金融深化论和金融约束论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理论。本文在简要介绍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金融约束在我国的不可行性,并主张金融深化应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推进金融深化的具体策略上,作者又认为我们不能照搬理论采取金融自由化,而应探索中国独特的金融深化之路。     

基于农民福利视角对农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考察

农村消费不足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对农村消费问题研究长期缺乏福利理论视角。事实上,农村消费与农民的基本福利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农民福利的制度考察和现实分析,尝试开启透视农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新视角,而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国家在农村只承担最低限度的福利责任,结果导致农民福利水平低下,成为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只有调整政策取向,从农村生产福利、保障福利、生活福利和科技福利着手,改变制度的不足与缺陷,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农民的福利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才能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