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李白的接受——以《瑶台风露》评点为例

晚清同治七年(1868)未刊抄本《瑶台风露》是现存唯一的李白五言古诗选本,由鲍瑞骏与王鸿朗共同编选,现藏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该书在评点李白五言古诗时,不仅重在追溯其渊源,还着意探寻其影响。鲍、王二人从诗歌的情感表达、艺术手法、语言风格以及诗人的精神境界等不同方面,由表及里地谈到了苏轼对李白的接受,其评语亦不乏可取之处,对李白和苏轼的诗歌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文章以《瑶台风露》的评点为例,结合李白、苏轼的具体诗歌作品,详细分析苏轼对李白的接受情况。     

李白、苏轼与唐宋蜀词

蜀人对词的发展功不可没,李白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的作者多数为蜀人,苏轼更为宋词的发展开疆拓土,"指出了向上一路".而对李白与苏轼这两位唐宋时期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蜀人,在词的创作上是否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却因李白词著作权的争议而很少系统的论述.本文通过对唐宋蜀词发展的梳理,认为苏轼词辉煌的成就本质上是向李白艺术精神的回归与超越.     

从平民角度看李白饮酒狂欢的文化性

李白与杜甫是唐诗的双璧,二人诗风不同,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也有异。李白诗歌代表盛唐文化向安史乱象的转折。籍贯与身世很难考定的市民李白,求仕(官职)一再碰壁的苦闷、矛盾、阻滞,困顿交迫的挣扎,在李白的诗文中都有耀眼的呈现。盛唐蓬勃狂欢的社会也造就李白狂欢的诗学。李白诗歌狂欢从五点表现出来:一、无阶级性;二、宣泄性;三、颠覆性;四、大众性;五、夸张性。     

詩人鄭珍与中國現代性的崛起

<正>内容简介:在该著作中,施吉瑞将郑珍视为与陶渊明、李白、杜甫及苏轼齐名的诗人,通过对郑珍(1806—1864年)的深入剖析,探讨了郑珍及以其为代表的宋诗派对晚清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借此,该著作发掘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苏轼二题

文章针对视苏轼为王安石变法时期“保守派代表人物”的传统观点,以及当今有人企图贬低苏轼学术地位这两个问题,论述了苏轼在为官与为文这两个方面所具有的崇高地位。文章为人们正确认识苏轼,尤其是正确认识苏轼与王安石持不同政见的根本原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当代视野下的李白文化价值初探

李白文化是由李白的生平事履、李白的作品、有关李白的遗址遗迹及其相关传说、有关李白的接受与传播等综合体系构成,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站在当代人的角度,用当代人的视野去审视李白文化的时代价值,可以得出:李白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滋养后世万代;李白的精神世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的历代接受与传播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李白在各地的遗址遗迹与相关传说,是各地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推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滋养;海外李白的接受与传播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谪仙风采 无言心许——苏轼论李白浅述

从苏轼现存诗、文、词中可以看出,苏轼对李白充满了仰慕、崇敬之情,这在当时北宋文坛扬杜抑李的语境中是难能可贵的。"谪仙"一词的高频率使用表达了一个天才对另一个天才惺惺相惜的情怀。     

川菜是怎样变辣的

当今的四川人的口味，其实与李白、苏轼相去甚远。如果没有明清时期传入的辣椒，川莱还能称为川菜吗？     

论苏轼《策别》的教化理想

社会教化是苏轼《策别》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从教化的主要目的、核心内容、实施手段、实效考核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设想。它们既是苏轼政治思想的反映,又是他所期待的政教结合的教化理想的集中体现。与先秦儒家教化注重个体道德修养的内在自律不同,苏轼更重视全民的社会教化以及教化实施的法律制度保障。     

李白与鲍照诗歌的继承关系

李白对建安以后的诗歌采取总体上否定,具体上肯定的态度。他对鲍照特别推崇,常自比鲍照,古人对李白与鲍照诗歌的继承关系多有提及。李白领悟鲍照诗歌豪迈深沉的气势,受鲍照诗歌强烈的主观色彩影响。鲍诗写妇女题材中有气骨;鲍诗的语言奔放流畅,自然俊发;鲍诗的结构起句突起、收句陡收,中间疏放;鲍诗想象奇妙,意象奇异。凡此种种,皆被李白继承。李白有不少诗与鲍诗的继承关系明显,更有不少名句从鲍诗化用而来。李白学习鲍诗是由于二人的性格相近,遭遇相近,有相近的艺术追求。     

南宋女性与男性词人的涉酒诗词审美情趣比较——以李清照、朱淑真、苏轼、辛弃疾诗词为例

与南宋著名男性词人苏轼和辛弃疾的一系列涉酒诗词相比较,中国文坛同期的女性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涉酒诗词也具备较高的文学价值。李清照涉酒诗词与朱淑真涉酒诗词相比,情感表达上更为内敛,但诗词中包含的感情同样的浓郁难解。二人早期作品内容以闺阁春怨为主,作品意象的选择上虽常常类似但表达方式却各有千秋。因为个人经历所致,李清照的后期涉酒诗词内容则与社会时事的关系更加密切,也多了几分男子的豪气。作为男性词人的杰出代表,苏轼和辛弃疾二者作品都洋溢着词人难以抑制的才情,在内容上也大都反映了对功名的追求与失落。但苏轼涉酒诗词表达的情感更为豪放与豁达,相比较而言辛弃疾则更为沉郁与隐忍。李清照与朱淑真的涉酒诗词为以男性为主导的涉酒诗词注入了女性独有的青春活力和纯真魅力,而苏轼与辛弃疾则为涉酒诗词注入了难得的率直和童真之情。     

唐诗的传播方式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前人多认为来自于对鲍、谢的学习，自然山川的陶冶和李白自身性格使然。文章通过对李白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是在考虑了唐诗的传播方式以及诗歌的传播对象后而创作的，因而对其诗歌风格产生了影响，目的是为了制造特定声誉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建功立业。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历代李白诗歌接受述论

自有唐至清,李白诗歌均有着广泛的接受者,他们中既有文坛名流,如唐宋之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元明之杨维桢、萨都剌、高启、王世贞,清之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也有众多普通文人和下层民众。唐宋人重其奇思壮采,元明人学其傲岸个性,清人更注意其风雅传统、经世思想。历代对李白诗歌接受的普泛性,除杜甫之外,无人可与之比肩。     

论萨都剌词

萨都剌是在元代多元文化互相渗透影响的文化背景下涌现出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回族作家。其词上承苏轼、辛弃疾优良传统 ,形成雄奇豪迈、刚健质朴的词风 ;其怀古词所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和兴废之感构成词作的思想精髓 ;隶事用典、融化诗句以及锤炼字句是其鲜明的艺术特色。研究萨都剌词 ,对于把握宋以后词的发展变化 ,全面客观地评价萨都剌的创作 ,进一步认识汉文化对他族文化的亲和力与融合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

李白诗在宋代有过多次整理编集。乐史始创全集编纂之功,宋敏求、曾巩二人分别增广与编次,使得李白诗文全集在北宋末年定型,影响到后世李白集的整理。宋代李白诗文集在流传中形成了两个系统,即《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与《李翰林集》三十卷本。这两个版本在体例与内容上各有优长,直到元代至正辛卯后再编李白集,才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