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可能处”思考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的理论价值并不只是表现在它对史学研究的实际指导上,而在深层意义上更主要地表现在它对历史研究的可能性的深入思考上.史学理论的存在只是要保障历史学的自由,而不是要取消历史学的权利.长期以来,史学理论研究存在诸多弊端,鉴于此,新史学理论的建构不能掺入任何非史学的因素.史学理论之于历史学,始终意味着自由,历史学在理论上不应有禁区.新史学理论的建构必须首先以解构清谈主义的史学理论为前提.     

历史研究必须致用于社会——浅谈柯林伍德与章学诚的史学价值观

历史学能不能致用于社会?这是人们长期瞩目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史学家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来,历史学是人类对于自身过去创造活动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起因和价值就在于适应现实创造的需要。历史研究必须致用于社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如果片面地理解这个问题,历史研究就会出现偏差。我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它素来强调“秉笔直书”,要求发挥史书的“资治”功用,给历代统治者作参考、借鉴,这种史学价值观实际上包涵了要求历史研究具备其真实性与科学性,并在此基础上具备其致用于社会     

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主体性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主体性理论的原则,艺术主体性的精义在于主体的能动性与独创性是从审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审美实践中形成和实现的。主体的活动,其实就是审美反映与审美创造相统一的实践活动。既不能离开认识(反映)论去虚构艺术的“本体”、研究艺术的“本体”;也不能无视艺术本体中主体的地位与作用。必须重视对艺术主体的主观因素(感觉、观念,思维方式)和客观因素(肉体、自然力、社会本质)的有机融合及其独特的创造机制的研究,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     

论扬雄的史学思想

扬雄作为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史学思想上也颇有建树。他将历史学看成是研究政治培养政治家、叙述事实揭示真理的学问,其功用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借鉴。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于"时激"和"人事",实际有"正道"和"它道",其动力在于人类的实践尤其是圣贤的意志;历史认识的条件在于认识客体的规律属性即"神"、认识主体的主动属性即"心"和认识媒介的传播属性即"言"书",其目的是掌握历史规律,体验创造历史的自由,其验证标准为儒家思想和历史实践。扬雄讲究的是"与道神之"即按照历史发展来把握事物的本质的历史方法、将历史人物或历代王朝放在一起的比较对照方法和史学论著编纂的模仿法。政治史学中的游离性、官方史学中的民间性和人本史学中的谶纬性,构成了扬雄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挑战”与“捍卫”之间——当代西方史学界对“史学危机”与“终结论”的回应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是否预示着新一轮史学危机的来临,是否又意味着历史学的终结?它至少引发了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一次新震荡,并从理论层面波及到历史写作的实践领域,其影响甚至超出学术范畴,直达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普遍认识。而所谓历史学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科的消亡,仅仅意味着一场新的史学变革。西方主流史学家试图从历史学的多重特性、客观性的限度与历史事实的建构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在回应挑战中捍卫历史学的合法性与谋求学科发展的新途径。尽管在现代与后现代史学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分野,但它们似乎在尝试以某种方式共存,即融合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视角,一方面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与弊端,另一方面又以现代史学长期积累的经验体系来规训后现代意识中某些极端化的思想倾向。双方的相互交锋与激烈碰撞逐步演化为当代西方史学变迁的推动力,也预示着未来史学发展的可能性选择。     

文化历史学新论

文化历史学是从文化视角认识历史的学科。具体说,文化历史学就是对人类各个领域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进行文化反思、文化分析和文化定位。文化历史学就是要从传统的历史编撰学和历史哲学中走出来,适应新时代文化研究的步伐,满足新世纪人类文化进程的需求,研究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文化根基、历程、特点和归宿。文化历史学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既是文化历史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依据,也是史学研究追求的目标之一;既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根基之一。     

对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本体观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中西史学史上,史学价值观的变化和不同史学主体(史学家)的历史本体观存在差异,根本上是由于客观历史本体的发展所呈现的不同形态与史学主体认识相结合所形成的历史本体观的不同所造成的。历史地观察史学价值观和历史本体观,旨在说明在今天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功能,就必须首先对信息时代或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本体观有一个正确的研究和认识。     

新时期理论历史学发展的代表作——评李振宏、刘克辉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一部表征着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历程和水平的重要著作.这部理论历史学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见证并且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第二,它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历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它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堪称是“一家之言”;第四,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它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重要的史学存在学问题,并且首次把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纳入到“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之中.     

试论科学技术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历史学在学科性质上属于一门认识学科。它是一个由史学主体(史学工作者)、史学客体(人类客观历史)和史学中介(史料)构成的三极思维活动。众所周知,历史学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社会需要史学,新的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传统史学不曾遭遇过的挑战。史学也需要以时代精神更新自我,创造新的生命。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契机。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呢?     

史学理念之重建

史学研究什么是“史学对象论”,史学关心什么是“史学理念论”。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人 ,而是关心人所特有的命运 ,正是这种关心才构成了史学理念 ,体现了历史学的人文境界。关心命运是历史学的一种情怀 ,这种情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质。史学理念一旦形成 ,历史学就会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勇气去关注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不幸、灾难、悲剧和罪恶     

略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文学——以诗歌和小说为文本对象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论现象史学

传统史学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史,叙事史只追求事件真实性而对理论概括缺乏兴趣,因而它不仅是历史学变成科学的严重障碍,而且连它追求的真实性也只能是一些推测。历史学要想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必须把它的重心由关注事件的细节过程转向关注历史现象上来。现象史学首先要从复杂的历史事件中识别和确定一些相对稳定的历史现象,进而通过现象的分解发现构成现象的各因素的关系,最后在对现象多次分解的基础上概况出一些规律来,像自然科学那样靠发现规律指导现实生活。     

史学史三题

本文讨论中国史学史的三个向来有争议的旧题:中国传统史学与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相关度;所谓经史致用式的道德反思命题,与中世纪主流史学的相关度;倘若从历史学属于人文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之一的角度,它本身在中国的历史进程,怎么写,写什么,才算较为近似地映照中国史学已经消逝和尚未终结的整体面貌.旧话重提,无非为了自己NB341清问题,期使中国史学史的讲授或撰述,不再陈陈相因.     

试析古代罗马史学实用特点的形成

古代罗马史学实用传统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注重修辞和道德训诫的实用性上。首先,这种撰史特点受到了来自古希腊史学因素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希腊化时期的修辞倾向;其次,古代罗马早期的宗教因素、频繁的战争和统一后日益堕落的道德现实,对古代罗马史学中道德训诫特点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第三,这种实用史学源于史家对古代罗马早期历史的建构,是史料真实性和非真实性因素的有机统一。以上这几种主要因素共同促进了古代罗马史学实用特点的形成。     

简析“历史”的维度

历史之为语词,既指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又指我们现在用之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历史之为知识,既具有史料的客观性属性,又包含主体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在其中。历史之为存在,一方面是过去,具有确定性和现实性;一方面又是现在进行的当下,存在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人之为历史的存在,一方面是与历史的过去拉开距离的旁观者,另一方面又是历史的当下每一个瞬间的当事人和创造者。历史的这些复杂的双重维度,正是历史学及历史哲学理论中众多观点分歧的产生根源。     

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历史的观念》要义新诠——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二题

本文立足当代学术环境 ,重评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文中认为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一个富有原创性的重要命题 ,它反驳了实证学派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偏失 ,揭示了文明史独具的人文特质 ,并以其“深刻的片面”启迪我们反思国内史学长期存在的某些客观主义倾向的流弊。柯氏的“重演论”集西方史学直觉主义体验论之大成 ,并作更详尽精微的阐发 ,是对史家普遍思维模式和学术实践的理论抽象和概括 ,并开启现代诠释学理论先河 ,其方法论意义不可低估。但他将此视为惟一方法论原则 ,无疑是不足为训的     

邓子琴史学成就述略

邓子琴生长于文化氛围浓郁而经济境况困乏的家庭 ,走的是一条文学—哲学—史学、文史哲贯通的治学道路。其成就主要在史学 ,可分为佛家哲学和佛教史、礼俗风俗史、唐宋史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四个方面。其主要著作有 :《隋唐佛教史》(4 0年代 )、《中国礼俗学纲要》(194 7)、《中国风俗史》(著成于 4 0年代 ,出版于 1987)、《隋唐五代史讲稿》(1957)、《南宋时代重庆在国防上之地位》(194 0 )、《钓鱼城史实考察》(196 2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集》(1958～ 196 4 )、《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论丛》(196 0～ 196 3)、《中国少数民族史要略》(196 4 )。     

博学传统与史学创新

博学传统是历史学科基本特点的体现，是历史通识的要求；从知识论上说，是一个时代知识多样性对史学家的要求。历史学的博学传统是在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特点直接影响史学博学传统的形成与变化，而博学传统促进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到了近代史学博学特点与史学近代化相联系，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得历史学的博学传统带上时代的特色。注意博学传统，创新史学是振兴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