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分析研究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与高质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对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通过对生态环境、经济高效发展、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综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金融科技增强了绿色金融在创新发展、高效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影响，但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科技未能表现出预期的调节效果。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包括加强绿色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科技，以及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绿色金融领域的风险监管、控制能力等。     

湖南“两型产业”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的研究

湖南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公共政策体系较完善,金融体系特色明显,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多层次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初步形成,但针对“两型社会”和“两型产业”金融支撑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不规范不健全,“两型产业”科技金融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聚集效应不明显,据此提出了成立湖南两型科技金融服务专职领导机构,打造“两型产业”科技金融池,健全“两型产业”科技金融库,完善“两型产业”科技金融网,丰富“两型产业”科技金融链的对策建议,以此激活湖南科技金融体制,汇聚湖南科技金融资源,统领湖南科技金融信息,联通湖南科技金融平台,从而全面促进和加速湖南“两型社会”和“两型产业”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除港澳台的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影响和区域差异。进一步，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门限变量，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持续推动精神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而与物质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倒“U”形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可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强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精准滴灌数字普惠金融、深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构筑数字绿色金融协同新业态，以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绿色湖南”的实现与两型化科技创新

绿色湖南本质上是生态文明的区域表现形式,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和价值取向.绿色湖南的实现具有对科学技术的高依赖性和选择性,因而建设“绿色湖南”首先要实现科技创新的路径转换与价值转型,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型化科技创新是对传统科技创新所造成的生态价值困境的理性回应,推进两型化科技创新需要从思想观念、政策环境、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培育与建构     

“绿色湖南”的实现与两型化科技创新

绿色湖南本质上是生态文明的区域表现形式,代表着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和价值取向.绿色湖南的实现具有对科学技术的高依赖性和选择性,因而建设“绿色湖南”首先要实现科技创新的路径转换与价值转型,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两型化科技创新是对传统科技创新所造成的生态价值困境的理性回应,推进两型化科技创新需要从思想观念、政策环境、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培育与建构.     

绿色金融发展能否提升城市碳生产率——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283个地级市所构建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城市碳生产率的提升，且对邻近城市碳生产率提升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从区位角度来看，绿色金融政策对城市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环境规制压力较强的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以及互联网发展程度较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的城市。（3）绿色金融政策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环保意愿，进而对城市碳生产率发挥正向影响。因此，广泛实施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政策，并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城市低碳转型。     

长三角金融集聚与生态绿色协调发展:基于中心城市溢出效应视角

金融集聚是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寻找金融集聚影响长三角生态绿色协调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长三角41个城市2003-2020年面板数据,系统评价了长三角中心城市金融集聚和生态绿色协调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长三角金融集聚和生态绿色协调发展度均呈现稳步且缓慢的上涨趋势,但总体水平均不高,大部分城市处于轻度失衡的绿色协调水平和较低的金融集聚水平,其中区域中心城市表现较好。（2）金融集聚明显促进了生态绿色协调发展,能够实现对绿色经济效率、绿色生活水平和绿色环境质量的同步驱动。（3）区域中心城市大部分未能形成有效的辐射效应。上海的涓滴效应明显,倾向于浙江和上海大都市圈 ;宁波的涓滴效应在全域和省域范围内显著 ;杭州的涓滴效应在杭州都市圈处于倒“U”型影响的左侧阶段 ;南京和苏州在省域范围内极化效应明显 ;合肥对邻省的极化效应明显。大都市圈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集聚辐射能力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稳增长视域下“荷兰病”的绿色金融缓解效应研究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旨,“稳增长、上台阶、促开放、保生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稳增长视域下“荷兰病”的绿色金融缓解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省际层面存在“荷兰病”视角下的资源诅咒现象,绿色金融发展对“荷兰病”具有缓解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促进制造业发展是绿色金融缓解“荷兰病”效应的主要路径。基于此,中国可通过以下途径来提升绿色金融在缓解“荷兰病”效应中的作用：一是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防止资源产业过度繁荣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发生。二是大力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为资源节约型制造业发展提供充沛的金融资源支持。三是重视区域异质性,实现绿色金融规模发展与适度发展的有机结合。四是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功能,切断“荷兰病”效应的发生机制及“荷兰病”对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全球竞争格局改变,科技金融与高技术创新产业之间的互动越来越明显。金融资本作为引导、支持创新的关键要素,在摆脱我国高技术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和高技术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金融资本更有针对性的对接高技术发展的产业阶段,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水平。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建立科技金融和高技术创新发展指数,运用关联分析方法分析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序关系;构建Stata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高技术产业在初创期、成长期、快速发展期的科技金融的支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科技金融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呈现同向增长,但上、中、下游的高技术产业对科技金融需求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对科技金融的需求呈现多样性,市场科技金融创新还未能满足长江经济带下游产业快速发展需求,技术资本化的渠道还需进一步拓宽,长江经济带上、中游高技术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公共科技金融的支持,市场科技金融支持不显著,需进一步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加大科技金融工具创新,精准配置与施策,促进高技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影响研究

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调节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驱动本地区及周边地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存在产业规模与资源富集度异质性;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素集聚在数字金融与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促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加速推动要素集聚的政策建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照。     

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响应生态保护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型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小型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增长极,迫切要求依托绿色技术创新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05—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识别绿色创新的节能减排渠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节能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有效路径,但“减排效应”存在明显的遮掩效应;因技术异质性和城市区位异质性,不同特征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虽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应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推动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绿色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节能减排考评体系。     

绿色金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举措,也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构建多期DID和DDD模型,利用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金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缓解融资约束两个中间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融资需求、产权性质、发展规模的企业之间和“两高一剩”与非“两高一剩”的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此,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增加绿色金融产品供给,加大对中小型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帮助企业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于全面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重要作用。     

绿色金融视角下中国碳排放异质性模式研究

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从绿色金融视域讨论了各省份碳排放的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抑碳作用;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可以利用包含3条模式的有限混合模型进行异质性特征的细致刻画;绿色金融是促使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抑碳效应得以释放的重要因素;考察期内11个省份碳排放的模式发生了转变,且发生模式转换的省份大部分位于东中部。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以金融发展促进减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价值。     

长江经济带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学评价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框架，文章以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Super-EBM模型测算其经济与生态效率，以Kernel密度估计等分析其时空格局，采用网络两阶段模型测算其资源与环境效率，以Dagum基尼系数进一步考察其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最后以面板T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因素的驱动差异。研究显示：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效率均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特征，且下游、中游、上游效率水平递减的分异特征显著，效率分布均存在“单峰”和“双峰”分布交替变化特征，环境压力对城市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不一；资源效率与经济效率总体相近，环境效率呈“长期微弱下降—短期急剧上升”的变动态势，资源与环境效率主要区域差异来源均为超变密度，区域间差异次之；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对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呈一定的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则呈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出对资源效率呈负效应，对环境效率则呈正向效应，各影响因子对上中下游的驱动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在研究基础上提出建立合作共识、推动绿色转型、实施创新发展、扩大绿色...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长三角绿色发展绩效——基于“本地—邻地”视角

基于长三角城市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邻地”（本地及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本地效应而言,伴随绿色发展绩效分位点的上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也随之增强;就邻地效应而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空间溢出随地理距离增加呈现“W”型冲击,并且溢出范围大致在360公里以内。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人力资本空间流动、加强交通网络共建共享、提升绿色创新研发水平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增绿色发展绩效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显示,江浙沪地区、大型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地区以及专业化、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绩效的边际溢出红利更为强烈。本文结论为长三角产业转型及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创新

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能促进绿色创新。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表现出丰富的差异性：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与科技人才数量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科技人才数量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与财政科技支出规模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财政科技支出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因此，应进一步发挥科技服务业试点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科技服务业，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     

长三角地区人口结构驱动绿色创新的 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依据人口经济理论,从人口的自然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3个维度选取8个前因条件变量,运用fsQCA和NCA方法,探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的人口组态与路径。结果显示：单一人口结构指标均不构成城市高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存在5条路径,即全面提升驱动型、科教驱动型,城镇化-科技驱动型、城市集聚-科教驱动型和科教-老龄化驱动型;科技研发人口是所有组态的核心条件,对实现城市高绿色创新具有普适性作用;七普时,人口因素对城市绿色创新效应更大,且老龄化作用显化,组态和路径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