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从《益部耆旧传》到《三国志》:陈寿的“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其中的关键。     

试论《老子》中的“无”及其与“有”和“道”的关系

以近年出土的竹简和帛书《老子》文本为依据,结合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整理了《老予》中“无”的众多涵义和用法。“无”在《老子》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形而上的概念,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源;在宇宙生成论上虽“有”、“无”并举,但《老子》中更强调“无”的重要性;“道”与“无”在某些方面含义相同,但“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是《老子》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     

《晋书》之“和”分类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张“中庸”,这是孔子和谐观的一种表达。“和为贵”,在处理国家、家庭、朋友之间的事务时都要“和”,在个人的生活态度上“心平气和”,不能太冒尖,也不能消极,要处理好“和”的一个尺度。“和”的思想是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由“和”凝聚而成的“和”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概念。鉴于此,对《晋书》中的“和”进行探究别具意义,有助于明晰“和”的文化存在。“和”字在《晋书》中出现频率很高,共出现954次。《晋书〉中的“和”被分成了自然、生活、文学、科教、国家、宗教等类别。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和”类虚词

《清平山堂话本》中使用的“和”类虚词有“和、同、共、连、与、并、及”等7个,本文通过计量研究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归纳出它们在语法意义和分布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     

试论“人民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45—1952)

延安的民间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不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民间文学传统在全国文艺界推广和发展。民间文艺家赵景深、蒋祖怡等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遭到批驳。围绕“人民文学”的“人民性”学界展开了论战,最后,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目标,一度遭到颠覆的传统文学地位略有回升,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同分有“人民性”的特质,达成了和解。     

《学记》缘何名曰“学”记

《学记》之所以名曰“学”记，主要是由于：其一，汉字的“教”是源于“学”的；其二，先秦教育家“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学本论思想对《学记》作者所产生的影响；其三，从内容来分析，“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学记》教学思想的精华。     

论《都柏林人》中的“精神顿悟”

詹姆斯·乔伊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着力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他运用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创作技巧——“精神顿悟”来展示人物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本文通过分析“精神顿悟”手法在《都柏林人》中的具体运用,指出“精神顿悟”为全面研究乔伊斯的创作实践及意识流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     

意识流小说艺术象征表现的美学特点

在现代派文学中,意识流小说艺术象征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人物心灵意识内容是意识流小说中构建象征体的主要生活材料,形成了多层次整体性象征基本模式,并在象征表现手法上凸现其独特的创造。这种艺术主要通过人物心理意识、心理物象、心理感觉印象、矛盾错位的心理意识以及物理时空意识内容等,同心理时空意识内容融汇去建构成象征关系。它所产生的美学特征是:象征意蕴的把握较为曲折;象征意蕴类型更为宽泛多样;象征的审美意蕴更为隐秘,更具有朦胧美;但哲理抽象性则相对较弱。     

论意识流小说的审美意蕴

意识流小说的审美意蕴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边缘情感与体验的文学本位地位;平凡叙事、寻常人物的动人光彩;超越时空的自由世界;心灵追忆的美妙寄寓.     

莫言小说中的意识流与新时期小说的生命意识

意识流是最先来到当代文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潮流之一,它成功地参与了新时期小说的艺术实践。莫言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出现的一颗新星,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他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派表现艺术,其中特别重要的就包括意识流。莫言在他意识流笔法较为明显的作品里,将对人的意识挖掘与生命感觉连结在一起,从而发现了“人”的本真感受,发现了生命感觉之于生命的意义。而这一发现恰是新时期小说对“人”的真正的发现,是新时期小说认识“人”、表现“人”的真正开始。     

从审丑视角看新感觉派的现代性

新感觉派作为都市文学的代表注重审美视角和创作方式的结合,它的审美方式是以＂审丑观念＂来描绘都市的美,即外在的审美,内在的审丑。其独特的创作方式是对小说体式的现代化尝试和改造：一方面体现在结构全篇的视角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在叙述手法上运用一系列的创作技巧,如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等,让都市文学越过通俗文学的界限,攀上某种先锋文学的位置。     

“意识流”流入新时期文坛流程述略

“意识流”是舶来品 ,学界大概对此没做过传入流程的审理。国内大量文学史料雄辩地证明 :继中国现代文苑之后 ,它在新时期文坛的“流速”不减 ,直接引发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文体变革。这充分反映出新时期文坛有识之士不断沉淀的现代意识之雄起 ,以及他们面对外来文化以我为主的价值取向     

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依旧闪亮文坛的“奥秘”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作家在<到灯塔去>中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及小说的诗化手法与绘画手法的成功运用,从而揭示使得这部小说在意识流小说衰落以后,仍然能在文坛上绽放光芒的原因.     

论魏晋六朝游仙文学的崛起

游仙文学在秦汉是宗教的或政治的附庸,它在魏晋六朝的崛起,一般认为是受到同时兴起的道教的影响,但实际上与以汉末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为契机的文学的自觉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在创作上表现人的主题,追求美的创造,从而汇入到当时的主流文学中。     

“格式塔”视阈中的古诗品鉴

格式塔心理学强调整体,推崇知觉的识别与组织作用。该学派提出的“同构论”、“整体性”、“直觉观”原则,从文学接受的角度为诠释文本的意象构成、发掘独特的审美意蕴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至今对诗歌鉴赏仍具有启发意义。     

论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属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这一理论生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前苏联学者对教条主义和庸俗化倾向给文学理论产生的危害进行反思时提出的一个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国学者在反思“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失误时也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或“审美反映”的理论观点。如果对这一理论再进行反思也可看出它的未尽人意之处:它忽视了审美是艺术活动的一种自主性、自觉性意识;它没有看到审美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它把审美意识形态和其它意识形态看成平行并列关系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它没有看到审美意识不光文学艺术具有,生活中也有审美意识;它没有看到文学除了有审美意识之外,还有非审美的意识。     

网络时代审美意识的变异

互联网正在全方位地侵入人们的生存领域,诱导和促使人们的生存状态、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发生变异.网络时代,平民大众活跃地介入从创作、传播到鉴赏和评论的全过程的审美活动.由此孕育和催生出来的审美意识,与现实生活中传统的、经典的或正统的审美意识发生抵牾,并进而冲击、消解和颠覆社会中既有的以主流传媒为代表的权威性审美意识和标准,呈现出从审美意识、审美标准到创作实践、传播方式和鉴赏批评的全方位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