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社区治理— 一个描述性案例研究

重塑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改革策略。社区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于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利益格局。从一个典型案例承载的实证经验来看，国家激活和保证社会组织权利的初衷在于实现对社区的全面管理，国家和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建构的合作及其深度取决于社区事务的类别和不同层级政府单位对合作收益的预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社区治理——一个描述性案例研究

重塑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改革策略.社区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于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利益格局.从一个典型案例承载的实证经验来看,国家激活和保证社会组织权利的初衷在于实现对社区的全面管理,国家和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建构的合作及其深度取决于社区事务的类别和不同层级政府单位对合作收益的预期.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国家治理体系下城市社区治理的挑战与创新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这给社区治理提出了挑战。以国家治理为历史背景,基于规范性研究的逻辑着重分析社区治理实践的新变化和面临的挑战,并从社区治理的实践层面,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协同治理机制和实现路径。     

在社区治理中怎样推进协商民主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社区。社区治理不但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环节,更关乎亿万百姓的福祉。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社区中,人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国家治理的脉动,抽象的国家可以具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社区是国家与公民互动最频繁的“节点”。     

论农村项目化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困境及其逻辑——基于某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经验的实证分析

基于对某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成效的实证分析,展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具体实施中的诸种组织困境:“以县为主”的供给模式下乡村组织失语、乡村组织自利性凸显以及村庄内部整合能力弱化成为项目化公共品供给中遭遇到的组织困境.诸种组织困境的生成是后税费时期基层组织运作逻辑、乡村社会治理样态以及乡村社会内在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展示困境出现的复杂逻辑.组织困境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公共品质量低下、资源大量浪费、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带来基层治理组织合法性的相应提升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相互承认与现代国家治理

承认作为一种观念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开始于近代,真正的承认应当是平等的相互承认.相互承认有助于消解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有利于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有助于对日益强大的政府进行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因而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范式.基于这一理论范式,现代国家治理应努力构建承认的共同体,建立起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和现代民主.     

论现代国家治理的思维框架与思想资源

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仅要在制度与技术上付诸实施,还要在理论自觉的意义上构筑自身的思想体系。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凸显"中国之治"的底色:一方面,在思维框架方面,需要将国家治理放置在历史延续性、环境条件约束,以及面向未来的政治承诺三个维度去考量;另一方面,就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而言,需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对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的治理思想,采取创新性继承、创造性转换和批判性吸收,融汇并包,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地方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 实践与反思

文章从地方社会视域中反思国家政权建设实践的区域差异,指出国家政权建设应突破单向度的国家进入-地方回应框架,实现国家性力量与社区性力量的均衡。通过对不同区域基层治理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下我国基层治理表现出均衡与失衡两种治理型式,均衡型治理存在于宗族力量较强或村民小组完备的地区,缺乏上述社区性力量的地区则陷入治理失衡的困境。这些差异的存在要求国家政权建设应摆脱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选择统一又有区别的建设路径,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稳定。     

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的发展直接关乎到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和水平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新疆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必然途径。文章基于对乌鲁木齐市部分社区的调研,在新的思维模式和视角下,从理念、战略、技术、人才队伍四个维度思考,探索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治理问题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已然成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直接相关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和责任。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全球化和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必须创新。首先,改变政府治理理念,加强生态教育宣传;其次,调整政府职能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最后,完善政府治理的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加强生态监管能力。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