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

张爱玲是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个奇特的存在.她小说中的"月亮"意象丰富、新颖、别致,可分为不带杀机与带有或充满杀机的"月亮".这意象的创造是张爱玲对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论新马华文旧体文学的形成与建构——以中国汉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为考察视阈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汉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国南下官员及文人的参与和创造下,新马地区出现了以中国传统文学为范式的华文旧体文学.中国传统文学也由此对新马华文旧体文学的体裁形式、文学精神及文学观念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体现在新马华文旧体文学对中国传统诗歌、小说、散文体裁形式的沿袭、模仿和借鉴,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学“文以载道”和“诗言志”观念影响下其所承载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等方面.     

张爱玲小说中的“留洋者”探究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身份特殊的"留洋者",他们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以拯救者的姿态给女性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但由于多种合力因素的影响,他们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牺牲品。张爱玲塑造这批"留洋者"的原因是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畸形的家庭环境,她企盼以西方现代文明来批判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寻求解放的新途径。从这点而言,张爱玲无疑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五四"文学精神。     

《马桥词典》和《暗示》的文体变革与小说新范式

所谓《马桥词典》和《暗示》的文体创新,其实从中国最古老的小说传统借鉴不少。遗憾的是由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同时过于忽视自己的文学传统,以至于忘记了自己曾有的文学传统。韩少功以自己全部的文学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在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传统和西方最现代的文学精神间汲取营养,为当代中国文坛创造出全新的小说范式:第一次让语言取代人物成为小说的主角;让环境取代逻辑成为小说的主宰;让思考问题的过程、方法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主题。     

“破冰”还是“破茧”:中国文学走出去——顾彬教授与方汉文教授的对话

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破冰"1与"破茧"2的双重挑战。对话双方从中国现当代小说与古典小说传统之间因时代变迁所形成的非传统性、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艺术表达与再现方式的不同之处、如何从世界文学史角度来评价中国小说诗歌价值等问题交流看法。也无可避免地涉及到当代中国作家的评价,双方观点同异并存,既有交锋又有融合,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在这一话题评价的对话性,文中充满了直率的评价,目标是为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而不是褒贬人物。     

“寻根文学”对传奇叙事的择取和拓新

传奇这一文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可借鉴的古典小说叙事资源之一,其中的唐传奇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标志,它的叙述模式、文体风格、和审美趣味等对"寻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内在影响。从拟用传奇文体的合理性和学理性、如何在实践中承续传奇叙事以及对这一文体实践的功过得失等层面上,"寻根文学"重新处理了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种有选择、有目标的文学实践充满着文体自觉和逻辑思辨,成为当代文学汲取古典小说叙事资源的有益尝试。     

论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营养资源的汲取是20世纪"中学西渐"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命题,因为,它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这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误读"现象,尤其表现在意象派诗人翻译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上.对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和挖掘,可透视"本土"文学在对"他者"文学的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及"本土"文学自身丰富的特性.     

论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视角

张爱玲将古代小说惯用的全知视角羼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与现代人性主题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艺术;视角的流动与转换是张爱玲小说区别于其它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它突破了"五四"以来现代小说要求固定视角的理论限制;张爱玲用她的妙笔使"五四"之后被否定的"全知视角"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这在中国文学叙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鲁迅对唐代“诗家三李”的接受

鲁迅一生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并不断求索,从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化营养,为自己所用,自成大家。鲁迅与唐代虽然相隔千余年,但与唐代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唐代"诗家三李"尤其是李贺、李商隐对鲁迅产生巨大影响。从鲁迅旧体诗创作来看,直接改用、套用、摹写"三李"诗歌,化腐朽为神奇;从鲁迅的杂文写作来看,大量征引"三李"诗歌和故事作为话题,意趣横生;从鲁迅小说、散文创作来看,染上了浓烈的"三李"诗歌的主题和意象,相互交融。     

独辟蹊径：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都市化特征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上看张爱玲的创作无疑是20世纪中国都市化(现代化)建设命运的象征.作为都市文学的典范之作,张爱玲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爱玲将"五四"以来"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传统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为读者而艺术"的文学传统连接起来,她以超道德写作、个人主义写作、物化写作和奇异智慧的写作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有无限生机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     

市民叙事传统的个性化承袭与重铸--老舍与张爱玲市民小说之比较

老舍和张爱玲分别对中国市民小说传统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承继和改造,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两种风格不同的市民小说类型.文章从书写内容的传统与现代,价值立场的启蒙与民间及文体形态三方面进行了比较.     

张爱玲小说中的市民日常生活视野

在旧市民小说和新文学两个文学传统影响下,张爱玲自觉地选择"俗人"的日常生活为叙述对象,并普泛化为一种具有恒定、持久特点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模式。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张爱玲用"新传奇"的叙事方式为普通人寻找出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求得"现世安稳"。凭借这种日常生活视野,张爱玲将个人的生存和日常生活从"底子"上升为了叙述对象,以此观察现代生活和战争的两个场域,从而在尚未完成的"现代"这个具体的历史层次中,提供想象中国的新的可能性。     

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

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相关论述以陈世骧之说最有影响,而其说又与北京大学的学统关系极大,与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观亦属同一脉络。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林庚与北京大学的陈世骧同时于北平文坛活动。从林、陈之关系及师友渊源,可知二人论述同调,并非无因。陈世骧提出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传统就是一个抒情传统。林庚也认为中国文学史在宋以前的重心离不开诗歌;宋元以后虽然小说戏剧当道,但其中还是存有许多的诗意;因此中国文学史事实上乃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国文学的贡献是以十五国风代表的抒情传统。由此观之,林庚的文学史论述可说是陈世骧等人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先声。     

创制世间至高至洁之文--论顾明道的通俗小说创作

顾明道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知名通俗小说作家,其言情小说非独哀情,也是醒世的,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其武侠小说常借侠客形象以寄寓除暴安良、振兴华夏之理想。他的小说都与"情"密切相关,其小说意境清高、思想高超,既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又受到西方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在当时别具特色,广受读者欢迎。     

日暮酒醒人已远——张爱玲的精神-体验结构

张爱玲一出道便"遁入故家旧事",将战争、政治虚化成背景。她所关注的不是战争与政治本身,而是其所造成的结果——世态炎凉。张爱玲以上海为中心背景展开其叙事,将挣扎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普通人焦灼又无奈的心理困境,通过"传奇"故事揭示出来。张爱玲的精神-体验结构充满了令人玩味的张力,以小说的独特性参与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本文旨在探讨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以张爱玲"参差的对照"的美学观为切入点,从五个方面分别揭示其人物形象的凡俗性,语言艺术的"新旧杂陈"性,修辞手法上比喻和意象运用的繁复性,心理描写上的深刻性以及文学品质上的雅俗交融性,从而较为完整地展示张爱玲小说艺术世界的特征.     

隐喻和象征——细读张爱玲小说的意象化呈现艺术

张爱玲小说在对人物思想、情感、心理、性格、命运、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上具有意象的直观性、隐喻性和氛围性(意境性)特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张爱玲小说具有意象性特点。她小说中的意象描写不只是停留在对客观物象的机械复制和真实性的描绘与捕捉上,重要的是饱含着某种丰富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义的审美象征意蕴。细读张爱玲的小说,不难发现这种意象化的呈现艺术主要表现在小说的景物、人物和环境描写三个方面。     

从本地到本土——论莫言对《聊斋志异》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莫言从儿时在故乡聆听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到创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向世人呈现了自己曲折、复杂的创作历程,实现了继承、借鉴后的创新,揭示了他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间的师承关系。莫言通过向蒲松龄学习,开始自觉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汲取《聊斋志异》创作资源的同时,在小说中加大魔幻叙事的比重,注重艺术的转化力与创造力,通过中国式的魔幻叙事,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化寓言,并在汲取诸多"现代"元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莫言说的"讲故事的人"考察其创作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关系,莫言的小说其实同后者一样,延续了民间的艺术创作道路并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从本地到本土,莫言的经验值得思考。     

浅谈戴望舒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戴望舒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他在广泛汲取外国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象征主义的同时,把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开创了新一代诗风。虽然人们习惯性地把他定位在追求中国诗歌现代性的阶段诗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实现了现代诗歌现代性的完成者。     

文以载道 声气相求——巨赞的佛教文学观

佛教传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巨赞作《佛教与中国文学》,简明扼要地讨论了佛教同文学声气相求的关系。古今中外,宗教与文学休戚相关,佛教与中国文学更是声气相求。从汉代开始,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比比皆是,无论是修辞造句、诗歌、绘画,还是其后的小说、戏曲。在思想上,特别是人生哲学、审美观念,佛教思想的深刻烙印无处不在,集中表现了巨赞"文以载道"佛教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