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念调适到疆域整合:晚清中国整体国家形象的重塑

"天朝大国"形象陨落后,清政府在"中国"观念的调适中,一度重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伴随传统大一统外围屏障丟失和国家主权危机加深,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随着"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想出现了"汉民族"国家和"大民族"国家的分野。基于"大民族"国家观念,清政府在整合东北和藏区疆域过程中,重塑了近代中国整体国家形象。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本文从西方文化传播对中国的文化观念变异之影响入手,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舆图及图志挑战了中国自古有之的世界秩序观念,探寻其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形成的作用。文章认为它对于改变国人对世界本身及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即“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并借由鸦片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意识,促使国人在改变“世界秩序”观念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国家新改制的途径,传统的皇朝权威开始遭遇现代立宪政治的挑战;而政治观念上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层次的变革基础。     

舆图、图志与我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可以约略概括为从“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历程。在此历程中，除了西方武力入侵这一重要的强制因素外，由中西文化交融所致的文化观念之变异绝不可被忽视。西方文化传播中，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秩序观念，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中国近代海疆观念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殖民势力东侵和中国传统社会架构内海洋性因素缓慢成长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近代海疆观念开始缓慢地形成。中国近代海疆观念的形成与西方近代海疆观念的产生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由古代传统单一的海疆观念向近代全方位、整体性的海疆观念形成过程中,充满着争论和斗争,形成极其艰难和痛苦。中国近代海疆观念的形成加速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     

清前期政权统治合法性建构与整合

清前期政权是带有准国家性质的地方政权,受传统“中国观念”的制约,建构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是维护政权存在与稳定的首要任务。在努尔哈赤时代,一度通过强化满洲民族认同来塑造对后金政权的认同,构建统治的合法性,但是由此产生的激烈民族矛盾,削弱了政权统治基础。皇太极时代,在“中国观念”的影响下,清前期政权经历了从“属国”到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不同定位,从而完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为入主中原、重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摘要］人类社会中曾出现不同的政治实体与国家形态,现代“民族”（nation）观念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在欧洲的,并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侵略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许多国家并不具备欧洲“民族主义”同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但是在西方主宰的国际交往和法规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为了理解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实体的发展历程,也为了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和国家形态的演变历史,本文讨论了“民族”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现代公民国家和传统部族国家的差别,以及今天在理解民族国家形态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     

法西斯暴政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

自民族国家形成后 ,国家主权观念被不断强化和神圣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法西斯更是打着“欧洲新秩序”的旗号 ,鼓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国家观。这一以侵略、奴役、暴政为根本特征的绝对国家观念 ,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而且直接导致了欧洲人民族国家观念的某种嬗变。而这种观念的变化 ,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起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近代中国社会严重的内忧外患促使中国人逐渐觉醒,是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条件。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等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使自由、民主和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得到普及和被接受,对统治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     

论中国早期国家的主权观念

主权观念是中国早期国家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它的正确认识是探究中国早期国家内在特征的重要前提。主权观念在国家形成之前即已存在,对人口的占有是中国前国家社会及整个早期国家阶段主权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主权观念的不断发展,既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使国家运用经济基础进行人身控制成为可能,同时又引起了与史前传统的碰撞,形成了早期国家特有的共利观念。     

试探“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的源起———兼论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性别理论的影响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史学者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的“公私二元批判理论”,目前该理论已成为我国现代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接受“公私二元论”的关键是“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的对应,二者之所以能对接起来,除了“二元划分”的形式契合这一原因,亦是我国性别理论的累积结果,关键步骤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秉承“家国同构”、“女正国治”的传统政治理念的同时,有意忽视女性传统的实际经济贡献和政治经济功能,将具有丰富政治含义的“内”转化成现代经济意义上的“非业”（非薪酬工作）;二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学者,在依照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不得不压制“个体家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独特重要性,从而使古代中国明显的宗族社会形态与该理论中的基础概念“个体家庭”并存不悖。这两笔性别理论的遗产,有可能是“公私”与“外内”对应的源起,亦是“公私二元论”成为我国性别研究“重要分析工具”的理论铺垫。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十八大综合安全观研究

中共中央形成的统领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全面系统的新安全观,经历了一个历程。十八大报告中蕴涵了我党与时俱进的具有非传统安全观念的"综合安全"的理念;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观念。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今天,十八大报告更加注重"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有机统一,前者重于后者。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全球化视阈下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创新

民族认同作为经历了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会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被强化或者被削弱。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认同不仅涉及成员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溯、挖掘与重构,而且也关涉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及文化博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博弈。应对文化霸权以其发达强势的文化渗透所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断裂,不是简单的"回顾"与"模仿"而是"创新"与"重构",必须要认真反思"认同危机"与"文化空场"问题,从战略高度上采取种种措施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与"建构"民族文化身份。     

从汉字、儒学、秦始皇看中国“大一统”的文化模式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独一无二地保持了自己文化的完整性、独立性、绵延性达数千年,这与中华文明早熟的“大一统”文化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汉字、儒学、秦始皇为这“大一统”文化模式的建构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中国的“大一统”文化模式在世界文明史中独具特色,这一模式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抗战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原罪”意蕴

与戏剧、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的创作者所遭遇的情景不完全相同——在电影和电影知识分子＂被大众所化＂的语境中,蕴含着很深的原罪意识。电影在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谱系中,其地位就显得十分尴尬——它不是民族文化艺术的＂亲子＂,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外来的＂养子＂,而且是＂来路不正＂!只是因为,电影不仅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经济＂唯利是图＂的产物,其原罪之深重可想而知。     

20世纪史家对“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史家继承了“通史家风”这一史学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第一,将“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发展为探索历史规律;第二,将“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通史撰述规模扩展为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进程;第三,以激励民族爱国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取代了以史资治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反映了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关联。     

农业风险的规避与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新时期农业风险的外延与内涵扩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灾害风险,还包括经济、技术及制度等方面的风险。规避农业风险的方式众多,而农业保险制度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有独立的运行空间,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是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营造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合理定位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创建农业保险的多元化组织体系等均是构建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举措。     

从“三美”原则看对联英译

对联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因此,对联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联作为最接近中国古典诗词的一种文学形式,其翻译也应遵循诗歌翻译的“三美”原则：意美、音美、形美。文章从这三个方面对对联翻译的原则作一探究,以期对对联翻译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