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文化对儒学的传承与弘扬—兼论区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

南宋以来 ,徽州被誉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徽州文化在各个层面都贯穿着儒家思想。儒学是徽州文化的实质 ,徽州文化是儒学的实践表现形态 ,二者的关系是区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 ,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区域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 ,是中华文化的生动体现 ;而中华文化又影响和指导着区域文化 ,二者呈现出互动式发展。     

设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意义初识

“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等十个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是国家保护中华文化安全,向世界精彩展示推介中华文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是对徽州全局进行通盘筹划的重要历史机遇,事关大徽州未来发展全局;“保护区”的设立标志着“保护”理念的升华和深化。做好“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意义重大。     

论徽州古建筑装饰艺术的人文精神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明清时期的徽州建筑堪称中国建筑艺术中的瑰宝之一,凝聚了徽州文化的精华,装饰艺术上充分体现了以传统儒学和理学精神为主的徽州文化思想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对富有特色的徽州古建筑装饰艺术的人文精神探究,对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与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东文化意识的精神复苏——论辽宁的地域文化及其特征

辽宁地域文化是一种具有辽宁地域特色的文化存在形态,它具有浓重的关东文化的精神渊源,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它属于中华文化区域中的亚文化类型。地域文化的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地域自身文化精神特征的显现。在辽宁人的性格和文化观念中,形成了一种延续至今的“关东文化意识”。这个地域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系统。独特的历史背景,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多民族混居的社会生存形态,历史上多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等多元要素,构成了辽宁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由于地域文化的积淀影响,在辽宁人的性格中,坚韧乐观、豁达豪爽、开放宽容的阳刚品格,是性格中的优点;而易满足,少激情,容易小富即安和知足常乐的阴性气质,则是性格的消极方面。     

纵论辽河文明的文化内涵与辽海文化的关系

文章从“辽河文明”的释义出发,从自然生态资源、多元经济形态、人类文明起源、区域民族文化和社会人文艺术等五个主要方面,阐述了“辽河文明”的独特地域文化内涵.认为“辽河文明”的命名,是基于历史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特质”和“文脉基础”.而“辽海文化”的命名,则是基于地域文化学、人文地理学和方志学,其本质特征是“文化符号”和“文化表征”.二者的关系,不应当是如有些学者认为存在“非此即彼”的排他性,而是以辽河为“圆心”,互为表里的姊妹文化关系.辽河文明与辽海文化,就如同“黄河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关系一样.由此提出“辽河文明”是“辽海文化”文脉基础的论见.     

徽州地区林业文化的概况及形成原因

徽州人在长期培育和利用森林资源的过程中,创造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徽州林业文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3方面对此进行了总结,认为丰富的林木资源、自然环境的制约、徽州商人的兴起与繁荣、徽州宗族的积极参与、徽州地域文化的熏陶,是徽州林业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淮河水利环境对繁荣淮河文化事业的影响

淮河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与长江、黄河文化一样 ,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仅从淮河地域特征、地理位置、历史环境、治淮治国关系论述淮河文化的成因和优秀文化的形成 ,特别强调治淮精神的积淀对中华文化的重大影响     

从道教仙山到儒学圣地:徽州紫阳山文化形象塑造与“紫阳记忆”的生成

唐至清代,徽州紫阳山的人文景观分作道教和儒学两类,前者以紫阳观及其前身许真君祠为代表,后者以紫阳书院及其文化源头紫阳书堂为典型,二者并存山中。人文景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紫阳山道教空间的萎缩和儒学空间的扩张。经过地方士人的长期塑造和清朝皇权的直接干预,儒学圣地取代道教仙山,成为紫阳山最主要的文化形象。徽州名山众多,紫阳山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为其具有的崇高文化形象。在徽州士人的塑造下,赞颂紫阳山之高的诗文不断涌现,紫阳山形象愈益高大,竟被视作徽州居中最高之山,形象与地位抬升至极点。这一塑造过程最终成功,根源在于"紫阳记忆"。"紫阳记忆"生成于朱熹游览紫阳山之时,历宋、元、明、清而日渐强化,在地点上由紫阳山扩散至徽州乃至全国。在紫阳山名声日隆之时,其儒学圣地的文化形象愈加突出,再加上"紫阳记忆"的作用,使紫阳山成为徽州的象征,"紫阳"一词也成为徽州的别称。     

论弘扬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功能

“综合国力”概念的提出 ,突出了文化的凝聚力功能。在我国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文化自觉成为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其核心是社会价值观 ,其灵魂是爱国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渊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植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要求正确处理各种地域文化的关系 ,正确对待外域文化 ,契合进积极的现代意识     

略论徽商的兴起

本文探讨了徽商的兴起和发展的多方面的原因。客观上 ,农业资源的局限和人口的大量内迁所导致的生存压力使徽商不得不走向经商的道路 ,同时 ,徽州地域水利和山林资源的便利也为徽州人走向商业之途提供了可能 ,在儒学气氛的熏陶下和儒学传统开始走向松动和式微、新的思想破土而出的社会环境里 ,徽商巧妙地利用和整合了传统文化资源和新的文化资源 ,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论徽州方言民俗语汇的特点、来源及发展趋势

徽州民俗现象是徽州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徽州方言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然而徽州方言词语与民俗并不同步,它并不伴随着民俗的消失而消失,这些遗留的方言词语是研究徽州民俗新的突破口。而徽州方言的形成深受特定地区民俗文化影响,二者的关系凸显了徽州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立足民俗文化与徽州方言语汇,在具体的徽州民俗现象中探究徽州方言词汇与徽州民俗内部关系,寻找形成徽州方言语汇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继承徽州文化的重要途径。     

徽州文化的基因、特质与解构

徽州文化是代表中国明清社会从"农业的系统"向"商业的系统"转变之际的特异性与先导性的地域文化标本。徽州文化的独特性取决于它的文化基因,包括移民型人口结构、宗法制社会结构、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与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结构。徽州文化的特质是既脱胎于中华文化母体,又成为新兴商业文化的先驱者,成为新旧文化二律背后的共存体,表现出许多彼此矛盾又自我调谐的文化表征,其中最典型的为:社会价值与人生价值观上的崇儒与重商,人生态度上的内敛与进取,生活方式上的节俭与时尚。徽州文化解构、降格为普通地域文化,最根本、最关键的动因是构成徽文化特质的内在基因产生了变异:移民型人口结构发生反向移民,宗法制社会结构彻底瓦解,以商贾为重的经济结构被迫转型,崇儒尊孔奉朱的精神结构逐渐涣散,而这种种基因的嬗变受制于内外环境的变革压力。     

福建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三大贡献

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容开放、生生不息。中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由不同的地域文化构成,呈现文化的"多元"化。福建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支,有着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呈现出多姿的地域特色。福建文化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突出的三大贡献。一、以南岛语族为代表的海洋文化长期以来,不少人将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作为对中华文化的     

试论徽州文化的文化地理外向扩散与有机保护

文章以徽商为着眼点,着重探讨了徽州文化发展与地域扩散间的相互关系。空间扩散表现为两种情形。从徽商文化外向扩散角度而言,汉民族于东晋南朝、唐末五代和两宋之交南下移民,与南方土著融合,共同开发徽州,使徽州得以崛起。明清时期徽商历经发展、买卖货物,逐渐演变成一个显著性的地域商人团体。为使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文化生态保护与自然生态保护相结合、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保护徽州文化有机保护的几点建议与讨论：第一,积极申报徽州相应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如何规避旅游过度商业化问题。第三,建立与实践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从大尺度上探索徽州文化有机保护问题。     

徽州审美文化及其在盲盒设计中的体现

以盲盒作为传统地域文化传播与活化的媒介,关键是要做到在盲盒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内涵。审美文化所具备的审美特征,既能很好地概括文化的核心内容,又能通过设计手段展现出来。因此,提取审美文化作为设计理念运用于时下新兴的“盲盒”形式进行设计实践,使其成为沟通传统文化与当代盲盒产品的桥梁,是进行传统文化当代传播的有益尝试。在此指导思路下,文章从自然环境、价值导向、宗族观念及徽商精神等方面挖掘徽州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以此为源头总结徽州审美文化特征,提炼出徽州人民对天人合一、古朴淡雅、文质兼备和锦绣辉煌的审美偏好,并将其作为设计原则运用于“徽妞妞”系列盲盒设计中,为地域文化的传播与活化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儒学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兼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前几年高喊“全方位移植西方文化”,“整体性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时髦”的语言。可是科学终应该以事实为根据,单靠激情与冲动,是无法推动我国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为了尊重科学与历史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通过中外的历史,来考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与日本的企业文化和我们目前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论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鲜明特点和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徽州文化对新文学先驱者及现代新文学发轫期的影响;徽派朴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渊源;徽商在徽州文化和白话文推广中的作用;徽州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浸润。徽州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体现了文化阐释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文化的多样性是促进中华文化进步的动力

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本质力量的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文化最典型的表现是其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对于中国而言,不论是民族的还是区域的文化,由于相通的内容和共同的运行规律而具有同一性,共同构成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内部的民族、地域文化发展形式和程度不同,使文化形态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种多样性是促进中华文化进步的动力。     

安徽优秀传统地域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

安徽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安徽地域文化分为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三个文化区域,三者在民风民俗、方言、地方戏曲和信仰等方面各不相同。在学术文化领域,主导淮河文化的是道家思想,主导徽州文化、皖江文化的则是儒家文化。这三大文化区域的差异性与趋同性,显示出安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本文阐述了安徽传统地域文化的特征及发展现状,对其当前如何传承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挖掘其珍贵的当代价值。     

与客家始迁祖不同的徽州中原移民

闽、粤、赣的客家始迁祖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都是中原移民,但是二者的社会地位、政治状况和文化发展有很大不同。客家的始迁祖是中原的“给客”、“客户”或“佣客”,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共处,形成“主”“客”并立的政治局面;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客家的方言、民俗和文化,形成二元或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客家的始迁祖不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是“中原衣冠”,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山越人,由“客”变“主”,使徽州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山越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统一的徽州文化。文章重点阐述了徽州中原移民发展的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