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赵岐《孟子章句》训诂特征研究

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不仅是东汉唯一一部完璧保存至今的最早的<孟子>注本,也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材料,它在孟子的研究史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作为一部两汉章句之学的代表著作,<孟子章句>呈现出独特的训诂特征,所以又有着很高的训诂学价值.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赵岐《孟子章句》的诠释学意义

赵岐的《孟子章句》一直被认为是以追求对文本的“纯客观”诠释为特色的“汉学”的代表,而与以“意义发挥”为特色的“宋学”相对应。然而,事实却是:《孟子章句》以“解”“喻”结合、“原意”与“用心”互现的诠释实践,开启了中国诠释史上方法论诠释与哲学诠释相统一的诠释之路。     

赵岐《孟子章句》之训诂特征

赵岐<孟子章句>是完璧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孟子>注本,也是研究汉代孟子学的唯一可靠的资料,故在孟子研究史上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它在训诂释义方面亦具有突出的特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客观的分析.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宋明理学研究

在过去一年中,学界对于朱熹的经学思想与方法的论述颇多。朱汉民和肖永明都注意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经学诠释特点,并指出朱熹在注重义理阐发的同时,并不废弃章句训诂,朱熹的经学兼取汉唐以下诸家之长,力求经文本义,将理学与经学统一起来。梁涛则注意到朱熹对于“慎独”的误读,并且揭示出这种误读所包含的经学诠释意义。而余英时先生晚年的倾力之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无疑是这一时段有关朱熹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将影响到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研…     

“义理”、“考据”辨

"义理"、"考据"二词原非一对范畴,造成其在几个向度上的区别并不具有无条件的一致性。"考据"指利用文献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义理"起初泛指各种社会行为准则和观念,虽可以简驭繁,但比天人性命具体。二者转为一对范畴是初始涵义、经学逻辑以及认知策略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在文本诠释领域,"义理"原与"文章"、"章句"相对,后者接近于经书本文。经书"本文"而非经书中适合考据的内容,代表着经学诠释中"殊相"、"部分"的一极;"义理"、"考据"都围绕本文展开,考据活动的共相性取向由此彰显。在一个五要素的文本诠释理论模型中,考据活动足以与阅读活动等价,所以存在"关于义理问题的考据"。     

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在全部两汉文献中，为前代或当世古籍所作的各种“传”、“注”、“解”、“说” 、“笺”、“诂训”、“章句”等，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经籍传注是基于对一定专书整体考察而作出的系统注解，与此前散见的训诂资料有所不同，已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是经学繁盛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是一直为后世所重的两种章句体传注，前者推崇孟子、后者赞颂屈原，曾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孟子章句》文献解读

东汉末年赵岐的《孟子章句》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孟子》注本,在孟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代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然而赵岐对《孟子》原文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古书引用等背景材料方面信息解读存在不当之处,应加以纠正。     

论董仲舒对《春秋》的诠释

董仲舒诠释<春秋>的具体思路是"析辞-解指-本事-原志".其中包括两个层次:以语言分析对文本进行诠释的"析辞-解指",以背景诠释、法则诠释和心理诠释对文本所涉及的历史事件进行诠释的"本事-原志".这一"以史释经"的方法将重点放在"经",往往是牺牲了史学的客观性以迁就经学的实用性.     

《孟子》赵注并列式复音词研究

单音节词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在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中存在着大量以复音词解释《孟子》原文单音词的现象,《孟子章句》语言通俗,接近口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的词汇面貌,专题研究其中的复音词对考察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从赵岐注释语中共剥离出1763个复音词(不包括人名、地名、国名、职官名、书名等专有名词),其中并列式复音词897个,占赵岐注复音词的50.90%,占合成词的51.79%。对其构成特点,我们分别从语义、词性、语序上作静态描写和动态分析。从语义上看,偏语素与正语素共有相同意义、相类意义、相反意义3种并列形式;从词性上看,共有名+名→名等8种构词方式;从语序上看,共有AB/BA都存在和只有BA两种形式。     

《孟子》赵岐注偏正式复音词研究

单音节词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在《孟子章句》中存在着大量以复音词解释《孟子》原文单音词的现象。经过统计,《孟子》赵岐注中共有偏正式复音词613个,在数量上仅次于并列式复合词。偏正式复音词占赵岐注复音词的34．79％,占赵岐注合成词的35．39％。偏语素与正语素有15种语义关系,有“名＋名→名”等21种构词方式。     

宋代四书学产生的历史动因

<四书章句集注>是继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儒家单经的群集.朱熹有适别地运用章句和集注两种诠释书体对<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通加注释,内在地建构起了以四书本文为诠释对象、章句集注为诠释本体的四书系统.<四书章句集注>的行世导发了以四书本文、<四书章句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宋代四书学热潮.促使儒学思想史上这一盛事在宋代发皇的社会历史动因是贫弱的社会对士大夫觉悟意识起了激发作用,需求文治的社会营造了宽松的学术文化氛围,佛道二家思想的激促与宋代儒家的自我警醒.     

戴震《屈原赋注》与王逸古注异同

戴震《屈原赋注》和王逸《楚辞章句》都体现出对屈原的推崇,但对屈原作品的看法与解释则是异同互见。注释尚简是两者的共同追求。王逸的《楚辞》注释略微复杂,一方面注者有时引经据典,或对原文作引申阐发;另一方面又主要是对本文字词进行疏通,但仍以简明为主。戴震对于训诂的主张是贵精不贵博,解释时往往不考证。将屈原作品"经化"也是两位注家的相同之处,但程度不同。王逸的解释其经学意味更浓。解释范围方面,两部注解也有出入。在解释方式和方法上,戴震的注解体现出新的特点,如方式上主张根据对象不同的文体而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上有因声求义、"在楚言楚"等。戴震对训诂有理论探讨,因此其训诂实践更富于自觉性。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干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     

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

司马光是宋代<中庸>诠释的儒家先行者之一,但其<中庸广义>一书佚失已久,学者鲜能了解到其具体的诠释思想与理论特色.笔者根据卫涅的<礼记集说>中所辑出的若干材料,与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的相关材料相结合,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来具体讨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诠释.从后来成为主流之道学的学术范式看.司马光对"性"与"诚"的论述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从另一方面看,司马光提出的诸多问题,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都成为了后来道学的核心语汇.因而,不论是义理上还是经术上,司马光一方面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虽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但又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     

何晏《论语集解》的成就及影响

<论语集解>是我国训诂史上第一部集解体训释专著,它打破了两汉学界的师法门户之限,杂糅古今经学,吸收了汉魏以来八家学者的优秀成果,援道入儒,训释简洁精当,不但本身成果卓著,跻身于<十三经注疏>之列,亦能破除两汉注经的烦琐和阴阳五行之说,给经学注入一股清新简洁之风,也导致了魏晋经学"儒道兼综"思想格局的形成和经学的玄学化,可谓影响深远.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