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的异化与利益失衡

公权力的实质主体与代理主体分离、公权力的可交换性、低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不彻底导致了公权力的异化 ,公权力的异化使得公权力的职能从满足国家、社会需要的一种力量蜕变为满足掌权者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的一种手段。个人私利与小集团利益的膨胀必然损害社会利益或社会成员的合法利益 ,由此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失衡。因此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遏制公权力的异化 :重新定位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建立与完善分权与制衡的制度 ;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 ;以法律制度来控制权力     

中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权力配置模式存在重大差异。在政府与学校关系中,西方国家为学校本位,我国为政府本位;在学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中,西方国家为学术本位,我国为行政本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政府本位转变到学校本位,从行政本位转变到学术本位。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是转变成功的关键。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国家理性与社会治理的平台:关于公共空间的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依赖于政府管理和社会自治的高度融合,传统的国家治理观念急需更新.通过对国家理性与公共理性哲学的考量,认为符合公共理性的国家理性才植根于正义,提出以符合公共理性的国家理性来促进民主社会的实现,基于审慎思辨的审议民主推动公共理性的成长;而公共空间的建构,是国家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前提.     

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法治人性化的思考

法治人性化是现代法治进程的必然趋势。现代法治之途必是以人中心．以人性为依据。以现实人的幸福生活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它要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变。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这是法的本质规定和人性的呼唤。是客观现实的必然需要。转变的关键在于给予公权力与私权利正确定位。     

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广义政治"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的观念,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自然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必然是宪法政治。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中美成功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在简述了马斯洛的不同阶段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美国与中国的成功观及其各自的历史渊源,并对两者不同的成功价值观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美国成功观的特点是美元至上,以个人为本位;中国的成功观的特点是权力至上,以社会为本位。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美国人感到了心灵求索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正走近东方,向内在心灵走去,寻求“顶峰体验”;中国人正在努力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努力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也许东方也需要经历西方的高度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空虚后,才会普遍地觉醒,并自觉地追寻与发掘自家的珍贵精神宝藏。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论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的法律定位——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

我国公立高校管理权具有权力、权利和自主属性,但不是公权力、私权利和大学自治权。所以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应以私权力(社会权力)为核心定位高校自治权,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高校管理权转化为高校自治权;(二)高校自治权应是一种私权力,是具有社会权力属性的私权力,一种扩大的私权,也是国家权力的私法化;(三)以私权力为核心建构我国高校自治权。     

从《中国文化要义》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要义》中,他以"人生态度"作为文化的核心内涵,全面分析了造成中西不同人生态度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则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由于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遂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表现为理性与理智、非宗教与宗教。肯定了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指出中国文化未来应走之路向是接受西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之用,来滋养中国文化理性之本。     

权力的本质是公权力

段凡在《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一则基于权力主体而言,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公权力主体。政党并不是国家机构,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历史、国情等原因,执政党的决策和指令,能够通过国家机关得以贯彻和实施。所以,执政党的权力也是公权力。二则基于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权力准确地说应该是公权力,而不是所谓的“私权力”。     

制约行政权力 促进依法行政

权力包括公权力和私权力，国家权力是公权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显然属于国家权力的一种，是公权力。而行政权力的扩张又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所以对其进行制约和控制就尤其重要，特别是在我国。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包括行政权力都来源于人民，行政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其最终目的。因此，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在的必然要求。     

论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实现

民主政治与民主行政在本质上必然是责任政府。政府公共管理权力既有公共性,又具有自利性,是两者的统一。因此,要使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而行使,就需要以责任体制来为公共权力的自利行使限界。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应确立政府公共管理权力由天赋人权、人民主权所派生的理念,并确立向人民负责的理念。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责任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根本价值尺度、做到"权为民所用"、推动政府实现诚信,并将社会可持续发展观纳入政府责任之中。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及其实质

东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别主要继承了恩格斯的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前者突出科学理性,后者突出人道主义,它们的区别是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反映。前者适应理性启蒙的需要,促进工业文明兴起,能够纳入资本主义框架;后者产生于工业文明走向反面的时期,适应批判资本主义的需要,是埋葬资本主义的哲学。东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别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基础。这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的钥匙。     

权力法治化:概念、基本指向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实现权力的法治化是关键。法治化的内涵包含了两个基本向度,即公权力受到制衡与私权利受到保护。基于此,权力法治化则逻辑地涵涉了以下4个基本指向,即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以法律践行监督公共权力、以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以公共权力保障法律践行。以此为基础,实践权力法治化则需要建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社会本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汇——浅谈中国民法本位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须以社会本位作为最高指导准则。社会本位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交汇,其中私权利是基础,公权力是保障和制约。只有做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理交汇,才能理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平衡公益与私益,完成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任务     

论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与建构方略

社会治理是社会共同体良序运转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强调政治权力对社会秩序的刚性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本位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渐趋凸显,并暴露出传统社会治理政府本位的一些问题。不过,社会治理的社会本位,在实践中又常常遭遇个人中心主义的挑战。面对"权力中心主义"与"个人中心主义"的缺陷,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念。社会治理共同体摒弃单一中心主义,而以共同体主义为价值导向,寻求共同体成员的协同合作和普惠共享。为了建构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当前我国要不断激活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完善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渠道,促进共同体成员普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非政府公共组织之处罚行为的性质和范畴

随着社会多元化和公共行政的发展,公共事务权力不断从政府向社会转移,非政府公共组织作为公行政的主体也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然而其在自治管理过程中,往往依其规约或者行规对其成员行使一定的制裁权,那么这种处罚的性质如何,和国家垄断的行政处罚有什么联系,能不能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等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通过对非政府公共组织处罚的法律性质分析可知,如果非政府公共组织在社会公行政事务管理过程中渗入公权力的因素,那么该权力就应具有准“行政处罚”的属性,应当纳入行政规制的范畴。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     

科学发展理性:中国转型社会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公共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公共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理性,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对求解中国转型社会问题的最佳回应;二,对古今中西公共理性的扬弃和创新。科学发展理性的公共价值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