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夏目漱石文学的基石

介绍了夏目漱石青少年时期接受汉学教育情况;结合他一生的创作来探讨中国文学对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影响;指出贯穿夏目漱石作品的是一种入世的、重实际的、侧重于道德与伦理的文学观,这种经世济民、劝善惩恶的文学观与中国文学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基石。     

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论

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而是须取得思想认同的专业文学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从事的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工农兵的阶级写作。他们作品产生的动因不是情感动因,而是思想动因。同时,他们必须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实际上不是创作的主动者,而是创作的被动者。这是由倡导者的政治文学观所决定的。这种文学观的创作主体观,导致了文学的趋同化现象,但又对当时的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也在努力改变创作的被动地位,创作了一批有文化意蕴的作品,完全否定它们是不公     

苏轼作品中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分析

苏轼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全才,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艺术成就卓越,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书法和画作,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是豪放派的代表,早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藐视权贵,忧国忧民。后期作品超脱自然,解脱礼教束缚,尊重个性价值和人性之美。而六朝文学观历来被文人所诟病,但在苏轼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本文笔者从六朝文学观形成的原因和苏轼的人生轨迹与写作风格出发,探讨了苏轼作品中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工农兵文学——对工农兵文学的总体评说

中国工农兵文学既和世界文学相通,又凸显出自己的独特性.其和世界文学的相通之处是文学性,独特性表现为：遵循工农兵阶级感情规范,否定个人自主的文学性质;通过人物形象而又直白地表达公众意识的抒写方式;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形态.它对世界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也存在一些文学的失误.当今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而是要纠正它的失误,把它的失误当作对我们的警示.     

工农兵文学服务途径论说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工农兵文学,不但有明确的服务对象,而且有具体的服务途径,它彻底改变了其他文学旧有的做法：变个人写作为阶级写作;变灵感写作为意识写作;变个人掌控为机制保障;变口味逢迎为思想教育。这服务途径,充分表现出它的政治性和行政管制性,但又体现出它的历史合理性。而它的独特性,是由倡导者毛泽东独特的文学观所造成的,在他的心目中,＂文学＂是政治中的文学,而不是文学中的文学。     

创造社文学世界的文化生成形态

文章从三个方面说明创造社文学世界的文化生成形态。第一,创造社早期文学观对大正时期日本化了的多种西方文学思潮的创造性接受;第二,创造社成立之后对"打架"态势的选择;第三,"打架"态势对创造社文学观的挤压、变形,最终使其文学观发生分裂,并对其文学创作造成了伤害。     

论梁实秋的文学观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和宏观层面探讨梁实秋的文学观和翻译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其文学观对翻译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摹仿与纪律"的文学本质论使他的翻译态度严谨而理性;"天才说"的文学主体论使他的翻译选择呈现出较浓的文化精英意识;"中庸平和"的文学审美论使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彰显"异"的基础上体现"适度"原则;"判断与透视"的文学批评论使他的翻译批评注重对作品伦理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协调。     

延安知识分子:三重身份的同一

延安文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将延安知识分子加以改造,实现其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传播者三重身份同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始终将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兵作为服务对象,深入工农兵群众和参加实际斗争,转变思想,获取源泉,完成了向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身份的转变。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延安知识分子从人民群众的审美取向和接受习惯出发,创作出反映革命斗争、描写工农兵新形象的作品。作为传播主体,延安知识分子借助各种媒介手段推进延安文艺的传播与接受,在传播的同时实现与受众的互动,最终实现团结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和敌人作斗争的目的。     

儿童观视角下的中国幼儿文学发展探寻

儿童观不仅是意识形态中对儿童的看法,更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行为。它预设了幼儿的阅读能力和幼儿文学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创作把这些预设变为现实。文章基于儿童观的历史演进对幼儿文学展开探讨,并深入阐述了过去中国幼儿文学的发展与儿童观变革的同构性,以期明晰幼儿文学的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更好适应现代幼儿。     

论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形成

本文从正常发挥文学功能的目的出发,以王蒙对《红楼梦》和王朔作品的古与今、雅与俗的评价及其对文学教化功能的批判为视角,从理论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形成过程,指出王蒙文学消闲观的基本内涵就是为满足闲暇时间消费需求而向大众提供的以娱乐为主的一种非政治功利的文学观,它体现了由政治意识形态消费向大众娱乐文化消费转型的时代特点,其目的是满足消闲娱乐的文化消费需求。     

亚里士多德净化说新论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归纳起来主要是宣泄、陶冶、审美等观点悲剧作为艺术作品，能够 激起观众内心的快感和痛感，从而使观众的情感达到极致的状态。但是剧本跟现实，主人公跟观众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审美 距离。因此观众作为审美主体有自身的情感关照和审美体验。     

明清时期的《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接受考论

《五伦全备记》和《香囊记》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其问世不久,学界即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等方面对其多所指摘。不过,明清时期绝大多数观众对学界的上述指摘不仅不予认同,反而表现出极大的观剧热情。此后,这两部剧作又继续风行舞台达300余年之久。从学理上说,古今学人对这两部剧作的批评可谓可中肯綮;但从传播和接受效果上看,这两部剧作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有让人难以割舍之处。由此可见,即使这两部剧作在主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化倾向、在情节安排与人物塑造上表现出明显的概念化和简单化的特点、在曲词的结撰上流于矫枉过正式的俗化或雅化,处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各地观众仍然有充足的理由一如既往地喜爱它们。     

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传奇质素

主题学理论中的母题、情境、人物、题材、主题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与区别,复仇主题的特定内容也构成了某种形式结构功能,其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通体氛围和构思鉴赏。母题在复仇这里,也往往具有了“双重的形式”。主题学视野中的复仇悬念不限于一般的具体本文结构中的伏笔铺垫,它基于并扩散为由对复仇奇趣的涉猎到对人命运的关注,对与人的伦理使命相关的憎爱情感愿望实现与否、何种形式实现的关注。以主题学理论、主题史的眼光来看具体的复仇作品,不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的恩怨悲欢,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许多相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     

从庸众到战士——论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受众观的嬗变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的受众现有一个嬗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四个阶段:马修·阿诺德以及利维斯主义者的文化精美主义受众观,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单向度受众现,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多元性受众观,约翰·费斯克以及德塞图等的抵抗性受众观.受众从庸众到游击战士的发展表明受众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大众文化的性质、功能的改变,对于受众观的嬗变过程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这点.     

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

表现伟大的时代性题材与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相统一,是茅盾文艺观最突出的特色。文艺要为人生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建国后茅盾文艺观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发生了曲折的变化,概括起来即:1949至1955年间丧失主体意识的盲目附和;1956到1959年,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但很快又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60年代中期之前,他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主张历史剧应该"古为今用",但强调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文革"中,茅盾文艺理论和批评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又逐渐出现复苏迹象。茅盾文艺观的自相矛盾,在他解放后出版的著作中有极其生动的表现。茅盾虽然强调文艺反映社会重大事件,但重心明显向着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性的方面倾斜。这种主张虽然与当时轻视创作规律的流行理论不协调,但却反映了茅盾顽强的艺术信念。眉批是茅盾当时一种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创作,它是对不能自由创作的时代的无声抗议,也是一种高度的自我扭曲。     

20世纪初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发生论

2 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思潮正式启动于 190 2年。该年度兴起的启蒙文学理论思潮质变性意义表现为从一种单向度的文学功能观发展为视小说为一切文化变迁的中介和多层面的文化结构观 ,从文学的“工具性”命题上升到一种“关系性”的命题 ,同时它也预演了一场接近白话文学运动的文学“俗语化”运动。在此推动下 ,启蒙文学创作迅速崛起 ,呈“潮涌”之势。这些作品从三个方面初步建构了启蒙文学的基本形态 :强烈的主体启蒙意识、“文明批评”的思想意向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范式。     

文化传承视野中的当代傣族作家文学

当代傣族作家文学在优良的民族文化生态中发生发展,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但受众面和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受限性,只有坚持傣、汉两种文字创作齐头并进的道路,借助译介融入大的环境,吸收现代知识和信息,才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问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文学思潮正名

传统文学观基本上是从作品、作家即创作范围来界定“文学”的含义的 ,这种思维定势导致不少人把文学思潮等同于创作潮流。文学艺术事实上是人类的一种活动 ,文学思潮属于观念层面 ,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系统。文学思潮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活动系统中受某种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的群体性思想趋向。     

读者·作品·召唤结构--关于多维文学接受的一种构想

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中,“读者”是最后一个进入研究领域的。注重读者创造性的文学接受过程事实上涉及到接受主体的一切方面,并通过作品的阅读评价曲折地反映出来。受伊瑟尔认为作品是一种“召唤结构”式的存在启发,我们提出读者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召唤结构”,并主要通过心理学和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为文学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做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理论描述,使文学解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立足点,进而对读者的接受心态起到一个预先调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