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当电视遭遇网络:从东莞扫黄事件看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

以卡斯特的网络社会认同理论为视角,对央视东莞扫黄报道及其所引发的网络反应进行了文化分析,剖析了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转变和实质。研究发现,与央视通过议程设置,推动合法性社会认同塑造不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中的草根网民群体,却致力于建构抗拒性社会认同,以打破主流媒体所塑造的合法性认同的支配性机制。这种合法性认同与抗拒性认同的对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媒体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当前中国社会认同的基本脉络。     

电视传媒与农民工的素质养成

电视传媒是当代影响力巨大的第一强势媒体,也是农民工接触和使用的"第一媒介",但是目前电视媒体不仅对农民工的关注度严重不够,而且不无偏颇地把农民工的形象构建为刻板的、无力无助的弱势群体。这种媒介呈现扩大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步伐,电视媒体应该肩负社会责任和体现人文关怀,开辟更多的农民工频道或栏目,全方位地服务于农民工群体;而且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社会力量,注重对农民工电视媒介素养的培养,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电视媒介文化实践,以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养成,帮助他们完成角色转换、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     

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及其变迁 ———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节目为例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新群体,为社会提供了独特的媒介资源。他们与城市人的融合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媒体的影响。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与城市主流社会心态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文章选取了从1983年至2009年的26年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涉及农民工、农民、城市人的小品,通过对三者的对照分析来考察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表征。研究结果显示,春晚小品在农民工的表征模式中最主要特征为：农民工作为个体客居于城市中、以打工的状态而存在,其地位处于城市人之下,并无改变现实的权利,即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他们与城市人保持着和谐相处、互相妥协、维护与服从的关系;同时,他们身上并未改变的是与农民相似的传统人格——老实、简单、淳朴、善良。文章还探讨了主流媒体对农民工表征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和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以绵阳市与“小小鸟”为个案

社会组织具有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独特优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绵阳市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对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尚不理想;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府行为、城市社区与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与帮助状况等因素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进程之间呈显著相关,分析指出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存在力量弱,缺乏认同与有效协同机制等困境。同时,通过对"小小鸟"进行个案分析,理清草根社会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措施。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实证分析

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各自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或者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不仅会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还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笔者从个人基本情况、经济收入、制度融入、社会认同、心理融入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具体认识等诸多方面,对以甘肃省为例的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     

“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从西方经验到中国语境——以农民工为重点的文献考察

"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渐成热点,但研究论域和框架仍有待廓清。借助文献分析方法,梳理了"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在西方可资借鉴的若干理论资源或研究路径,以及在当下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语境。结果显示:与西方聚焦的跨国移民性质不同,中国的移民,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村—城市"单向性国内移民。由于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与间离,研究我国"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既要借鉴西方经验,更要立足中国语境。另外,"移民与媒体"议题应该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因为结构与政策的错位和冲突,是中国国内移民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主要根源。     

《人民日报》中私营企业主形象变迁研究

传播媒介与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播媒介来呈现、形塑并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本研究通过分析1949至2009年《人民日报》对私营企业主的报道,归纳并揭示了该阶层在中国主流媒体上从"奸商"到"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变迁过程,并指出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对私营企业家的报道在整体上以负面为主,私营企业家阶层缺乏自身的主体性。同时,通过分析这一形象变迁过程,探讨了媒介话语实践、政策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国家治理、市场理性与公民权利:“农民工”称谓变迁的内在逻辑

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称谓经历了"民工""盲流""流动人口""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变化。从政治经济逻辑来看,这一过程受到不同时期国家核心目标的影响,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不断博弈的过程与结果,尤其是在全能型国家逐步放权的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国家的社会管理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面临着城市发展和工业建设的巨大压力,为履行对城市工人的社会契约,"农民工"群体被污名化为"盲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完善,在发展主义国家策略下,市场逻辑的强力推动促使"农民工"快速流动,国家的维稳压力巨大,对"农民工"群体实现了从控制到管理的观念变革。2005年以后,"农民工"的公民权利问题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民工"成为城市的"新市民",在和谐发展的框架下国家的治理策略从管理转向服务。     

我国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解析

融合是当前媒介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为更好地认识媒介融合的现象,把握媒介融合的规律,从科技发展的历史和媒介发展的现实两个维度考察我国媒介融合现象,可以看到,媒介生态环境及媒介形态环境革命性、指向性变化是促进媒介融合的内在动因,媒介产业的发展是媒介趋向融合的外部力量。现实语境中,探析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有利于了解新闻传播方式、媒介内容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推进媒介进一步融合,促进传媒业的整体发展;同时也能给当前媒体从业人员提供重要的启示,为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变革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中国传媒人媒介认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果分析

传媒人的日常生活信息来源倚重电视、报纸和网络,他们接触大众传媒的频度和时间上形成了电视第一、网络第二、报纸第三、广播第四的模式;他们重视媒介传播新闻信息与引导公共舆论,但对所在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与职业态度的满意程度较低,对其所在媒体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创新能力满意度评价不高,同时认为多头、多层管理对新闻媒介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他们期望新闻媒介以全面、客观、平衡的报道,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发挥预警功能,提供决策参考,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传媒影响力:在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之间

在当代传播实践中,影响力逻辑似乎已成为传播业界奉行的不二法则。但是,因为我们对此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误读,所以对传媒影响力的片面追求给当前传播实践带来了诸多让人忧思的问题。从理论和现实二个层面上对此展开较为详尽的分析之后指出:当前传播实践中普遍流行的影响力逻辑,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简化成为了一种片面的传播效率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公共性、公正性等价值属性的回答。为此,我们只有深入研究传播效率与传播公正的辩证关系,才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当代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逻辑,并以此有效地指导大众传播实践的健康顺利发展。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传媒霸权——兼论我国的传媒政策

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整个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利用其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握了世界传媒霸权,从各大传播媒体中显露出“传媒霸权主义”的印记。对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顺应全球传播时代的潮流,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传播技术,增强在全球信息传播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才有可能掌握全球传播的主动权。     

后工业时代中的媒介与时间

时间是人乃至人类最内在的存在结构与生成依据.在未竞的现代性的进程中,媒介不断影响和塑造着人的时间意识与观念.媒介化时间的涌现与时间化媒介的膨胀,构成了后工业时代媒介与时间的复杂关系.媒介化时间带给人们以便利,也带来了新的遮蔽与异化.对这一挑战的应答方式之一是进行有效的媒介素养与认知教育.     

精神、理念与技术:媒介融合的热点背后

在麦克卢汉主义者眼里,传统媒体的持续萎缩,是互联网作为"绝对尺度"强制衡量的结果。对于无论报纸还是广电而言,出路首先不在于以消灭自己为代价与新浪、腾讯角力(比如创办内容同质的网站与APP客户端),而是应该汲取新媒体的理念和精神、结合自己的专业人才和资源优势、捕捉受众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去释放原本还蛰伏于内部的生产力。这也许最终仍不能抵挡新媒体的进逼,但在某个有限的时空里,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受众、广告、影响力和话语权份额。     

媒介环境学理论范式：局限与突破

媒介环境学彰显媒介形态的特性及其对人和社会的结构性影响。它忽视传播主体和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媒介效果的影响，体现了学科理论范式的局限。同时，它突破了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范式，试图从人性化的新视角思考媒介形态的演化，显示了学科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     

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在不同媒介形态中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口头媒介时期,其主导文化是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呈缺席状态。印刷媒介时期,近代通俗文化兴起,但相对朴素平实。电子媒介时期,现代大众文化泛滥,经过视觉文化的包装之后则更显嚣张。数字媒介时期,大众文化融入媒介文化之中,仿佛隐而不见,却又无处不在。大众文化与不同媒介形态的交往互动意味着大众文化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断变化的大众文化又呼唤着研究者在问题意识、理论框架、研究路径等方面做出调整。面对当今更加复杂的文化格局,从大众文化研究转向媒介文化研究或许不失为明智之举。     

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与媒介管理和控制

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交流传播方式,新媒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使用。媒体个人化具有内容个人化、传播共享化、管理自律化等特征。新媒体的个人化趋势是社会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在媒介领域中的反应,是现代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结果,是信息海量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表现,是传播媒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媒体个人化趋势给媒介管理和控制提出了新的课题,应该正视并顺应这种趋势,制定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建立分布式分类管理模式和以技术管理与法规管理为主的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协同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