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合法性认同的力量下降,社会认同的评价性要求更为强烈。在网络社会,社会认同建构的自主性开始凸现,抗争性认同和规划性认同抬头,并且已经对传统的合法性认同构成挑战。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的建构是一个组织诸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在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网络时代开始了意识形态由理论形式向感性形式的转向。因此,网络时代社会认同的自主性建构是以感性意识形态为内核的,而扎根于人的内心的感性意识形态赋予了网络认同不可小觑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体现在蕴藏于基层社会的巨大现实权力上。     

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价值、藩篱与实现路径

网络圈群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新兴概念，是人的“结群”需求在互联网空间的实现。凭借交往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内部的隐蔽性等，网络圈群受到大众追捧。但同时圈群中具象性思维图式、现实性诉求、碎片化信息以及互动式参与模式等也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困难与挑战。提升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需要从加强转码引导、创新叙事方式、优化内容建设、坚持科学灌输等四个方面进行推进，在具象认知中塑造认同、在情感共鸣中坚定认同、在主流引领中深化认同以及在互动交往中巩固认同。     

融媒体视域下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及培育路径研究

融媒体时代，增强高校大学生政治认同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民粹主义的蔓延、大学生参与政治观念与方式的改变等。“泛媒体化”背景下，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多元化的传播路径、融媒体的传播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校培育大学生政治认同的难度系数。新时代加强高校大学生的政治认同要在实践中把握政治认同的基本规律，围绕新需求、新传播、新模式搭建“横到边、纵到底”的融媒体实践育人平台，提升高校主流传播的有效“供给量”,培育大学生的政治认同。     

聚合与割裂: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认同

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加持社交使得原本的政治认同建构出现新的发展趋势,聚合与割裂成为社交媒体时代政治认同建构与解构两种分化特征.个体生活与宏观政治的聚合、群体身份与政治认同跨时空归属的聚合以及政治互动的跨层级聚合,促进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形成与发展,为政治认同的建构创造了群众基础、技术支撑和实践方式.社交媒体也通过屏蔽、引导、规训和伪造的技术路径,造成社交媒体上政治认同心理的分化割裂.多元化认同阻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差异认同诱发政治危机,认同越级化侵蚀理性认同根基.应通过加强主流媒体认同引导、圈层认同吸纳、算法认同构建来规制政治认同风险.     

群众认同:当代基层政府动员合法性路径建构

任何政权的确立与巩固都离不开合法性资源的支持,从而通过争取或强化民众的认同与接受以之实现长治久安。而在政治实践中,基层政府动员的合法性基础往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理型统治权威的逐渐淡化和基层民众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众对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而与之伴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民众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与基层动员规则基础的受损,这些都对基层政府合法性基础提出质疑。需从意识形态、规则基础与有效性基础三个方面获得民众的自发认同与拥护,因此需着眼于动员主体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塑造,动员客体权力规制与社会保障的构建,以及发展成果为全体成员共享。     

认同的力量:网络社群的公共关系价值探析

公共关系的核心内涵是社会认同,认同是公共关系实现的前提,也是公共关系展开的过程和结果。网络社群颠覆了大众传播模式下围绕支配性群体所形成的"制造共识",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基于广泛连接的社会网络,个体主动参与到社会认同的构建中,个体与个体彼此之间的信息流动,逐渐形成了超越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无边界、分布式延展的社会认同模式。公共关系实现的过程就是以"互动仪式"为核心,以高度的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为纽带,实现对话与交流,推进个体认同、群体认同乃至社会认同的过程。     

法治视阈下公民政治认同的构建

政治认同是指认同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一定政治体系所产生的心理归属感和支持行为的统一。政治认同是政治体系获取合法性的基础,是维持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法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对公民政治认同的培养具有重要价值。尽管如此,我国法治建设依然存在法治绩效不足、法治制度不公正、法治文化价值实现不均等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公民的政治认同。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必须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塑造全民守法的法治环境,不断促进公民政治认同的构建。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社会转型时期的自我认同与教育——解读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

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它挑战了已有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提出传统社会中的自我认同的塑造更多地体现了时间上的延续和秩序性,而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的塑造更多地体现了建构性,进而提出,以塑造自我为人本关怀的教育活动,应该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营造一种"家"的感觉;第二,具有丰富性与灵活性.     

建构与赋权:城市主流媒体中的农民工镜像

以农民工流入的代表性城市——东莞为主,考察了当地主流媒体的农民工报道,并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的话题;认为政府、政策主导、自上而下是东莞主流媒体的基本叙事逻辑,其中《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中的农民工更多呈现"被代言"的沉默者和"受惠"的弱势者形象;让农民工回归城市主体是大众媒体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群体之间隔阂进而形成互相认同的关键,还原农民工为城市主体应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基本逻辑;农民工的媒介近用是赋权的过程,传播赋权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是个人身份与社会角色之间的调适。     

基于手机媒体的青少年身份认同研究

手机媒体已经成为青少年建构亲密关系与接入社交网络的代码,有助于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建立。青少年会在社交场合选择使用手机作为自我隔绝的一种途径,造成“在场的缺场”,却与外部空间的他人产生认同。手机虚拟社区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青少年社会认同的实践过程。青少年借助手机消费来表达和传递意义,表现其生活方式,建构身份并协调与他人的关系,但他们容易被消费欲望所俘获,从而导致自我认同的感官化和肤浅化。     

认同建构中的时间取向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时间性”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两大建构路径,即“现在—未来”导向路径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可以看出,在时间性的三个层面里,“现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现在—未来”导向的路径从未来寻求合法性,主张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民族认同的建构所依据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民族国家的规划。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则是从过去寻找合法性,以回归传统、挖掘新的传统或是重构传统的方式,通过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使自身权威化。无论是哪一种路径,民族认同建构都是以“现在”为核心的。因此,在民族认同建构的“时间性”问题中,“现在”之重要不仅仅在于“民族认同”是现代现象,它更是重组过去和未来关系的关键。相对于“真实的过去”的不可改变,“未来”的不确定,“现在”却为建构者的主体经验参与到认同建构中提供了机遇。在重组过程中,建构者得以充分调用“过去”和“未来”的资源,使民族认同获得它所需要的多元的合法性。     

媒介转型与当代认同性的变迁

大众传播的功能在于重新定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寻求最佳的认同方案。转型时期的中国传媒经历着来自外部与内部的深刻变革,文化传播的功能以及建构的文化认同出现新形势,其中地域认同是主流、公民认同是基础、小众认同是趋势,三种认同模式共同作用于当代认同性的变迁,并对社会文化发展起着深远影响。     

试论消极网络热词的表征偏差

消极网络热词是民众利用网络表达情绪或民意的产物,主要伴生于民众日常生活、非正常社会现象与负面新闻事件。从主流价值观与词语本身情感属性而言,消极网络热词的偏差表现为标签式表达偏差、夸大消极性偏向、立场影响客观三个方面,生成原因源于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抗拒或不合作、偏向性关注和对抗式或祛魅化解读,而减少消极网络热词需解决社会问题基础、正视网络赋权及构建健康的社会认同。     

中央电视台东莞扫黄报道的框架分析

运用媒介框架理论对2014年2月9日至16日央视报道东莞扫黄的19组新闻进行框架分析。研究发现,央视对事件的报道,总体上定位在依法治理色情嫖娼这一叙事框架中。报道凸显了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报道框架不仅十分契合法治中国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而且十分契合目前强调社会治理和反腐重要性的官方话语精神。但是,央视报道引发的负面舆论反应,也意味着在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多元化、碎片化的时代,媒体亟需创新新闻报道策略,拓展新闻报道的叙事框架。     

国家纪念仪式促进政治认同的逻辑与路径——以国家公祭仪式为例

作为一种由国家主导的表达主流价值、历史传统、象征意义和政治信念的程序化纪念活动,国家纪念仪式成为党和政府建构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纪念仪式促进政治认同的逻辑表现为通过时空唤醒历史记忆强化身份认同;借助符号表达象征意义激发情感认同;经由展演规训身体惯习塑造观念认同。新时代,促进以增强"四个自信"为核心的政治认同需要有效发挥纪念仪式的功能,应充分挖掘时空资源,推进纪念仪式供给规范化;精心设计象征符号,增强纪念仪式传播科学化;科学运用仪式展演场景,提升纪念仪式效能持续化,进而固化和强化公民的政治认同。     

从政治合法性视角分析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是政权体系存在的基础。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增长和执政绩效、政治民主化程度、社会公正的实现程度等,对于政治权力体系的构建与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内含着政治合法性因素,是针对当前我国政治体系面临的合法性威胁所提出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战...     

国家公祭: 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

2014年,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国家公祭日",以国家之名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勾连社会记忆,凝结国家认同。国家公祭是延续社会记忆与凝结国家认同的有效载体,国家公祭体现国家认同的集体观念本质、映射着社会记忆的客观性效应。社会记忆是连接国家公祭与国家认同的价值桥梁,通过国家创伤的集体唤醒、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对当下现实感和合法性的强化,国家公祭书写社会记忆。国家认同是社会记忆与国家公祭的根本归依,通过制造社会共识、祭典仪式展演、辐射话语力量,社会记忆有力地凝聚国家认同。国家公祭、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三位一体才是当前社会凝聚多元文化共识的理性抉择与长远之计。     

《远大前程》中匹普的身份认同

在身份认同理论的观照下,匹普的成长过程包含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在此过程中,匹普经历了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同时,认同环境也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     

双语者和单语者的社会认同比较

从阐释社会认同理论的各个主流观点出发,引导出语言选择在社会认同中的作用,并结合语言学领域中对双语者在异文化环境中的表现的研究,与本土的单语者作出比较,尤其是他们如何从语言使用方面来互相融合或互相区分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社会认同目标.最后指出这一分析给二语习得带来的影响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