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表达

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使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势利益集团、普通利益集团、弱势利益集团,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所掌握的资源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置,使他们在表达自身利益需求的有效渠道及方式存在着差异,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利益的平衡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通过承认利益集团的政策主体地位、加强制度保障、建立反馈体系等三方面内容完善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的利益需求都能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得以体现。     

当代大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研究——基于安徽部分高校的调研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大学生利益诉求存在主体意识缺失、客体严重缺位、渠道相当缺乏的状况,要健全大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培养大学生利益诉求主体意识,拓宽大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现存政治体系和公共政策执行内容的认知与支持,提升公共政策执行的绩效;有利于调适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和客体的利益矛盾,增强公共政策与公民需求之间的相互适应性;有助于消减公共政策执行偏差,促进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受公民参与能力、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程度较低。我们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政府与公民双向沟通的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健全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渠道等途径扩大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构建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延伸,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治理中存在的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农村社区治理其实是公民社会在农村地区的重塑,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而是需要从更大程度上优化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变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同时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分配制度,着力解决农民关心的利益问题,健全农村社区利益主体的保障体制,规制各主体利益关系,以此构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现状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界定农地整理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分析其利益诉求。利用专家问卷和农户问卷数据分析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农民利益代表主体、表达客体和表达渠道的选择。研究表明:农民、地方政府、村委会是农地整理项目的核心利益相关者,3类核心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甚至存在利益冲突;农民利益代表主体主要包括村委会、小组组长和农民组织;农民利益表达客体主要是乡镇政府和国土资源管理所,村委会和农民组织是利益表达的"初始客体";农民利益表达既可借助人大、政协、信访等正式渠道,也可通过村委会、小组组长、农民组织等非正式渠道来实现。最后,提出重构农民利益代表主体和表达渠道的几点启示。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也是衡量一国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受制于各种因素,我国公众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面临着主体困境、渠道困境、信息困境和组织化困境,因此必须从强化公众参与意识与能力、健全参与渠道、完善信息公开和组织化建设方面入手,着力保证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

完善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具有保持国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现行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上存在着国家政治体制内渠道不畅通、效率滞后，体制外表达无序和负面效应等问题。应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规定的各级人大为主体，以渔农村新型社区为平台，通过建立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把信访纳入人大职能、实行基层信访代理制等等措施，使渔农民的利益表达通过体制内渠道顺畅地进入国家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政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主客体关系研究

公共政策目标是公共政策方案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制定政策方案、执行政策方案、评估政策方案的依据和标准。对于公共政策目标形成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公共政策的规制和引领,政策目标的形成过程首先要分析政策主体的需要和政策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明确政策共同体中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进行博弈。通过协调政策子系统之间的低碳政策信仰、构建政策主体之间及政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低碳对话机制、引导低碳舆论融合政策目标。     

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交互作用分析--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引入制度理性选择框架中行动者、行动舞台等概念来分析特定制度情境下各行动者的行为,有助于分析政策制定中政府和公民的交互作用。构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交互模式,关键在于拓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互作用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输入机制;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以制度化保障交互作用发生的经常化,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转型期征地问题的三重逻辑

征地矛盾是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征地由一种普遍现象演变为社会问题,是征地制度体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被征地农民互渗型利益表达这三重逻辑互构与耦合的结果。制度体系的碎片化构造了征地现象问题化的外在环境;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对碎片化政策“理据”的选择性运用使征地问题凸显和激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互渗型利益表达使征地利益博弈过程趋于策略化和复杂化,导致征地冲突问题频繁发生。鉴于此,应以征地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征地政策的碎片化,以法治化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和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通过征地利益行为的分类治理等措施预防和化解新时代背景下征地现象的“问题化”趋势。     

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困境与突破--基于网络民意视角的考量

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推动民主治理的发展,而公共政策表达体制的不完善又极大阻碍了这个进程。基于网络民意视角的政府回应制度作为公共政策表达的重要途径,逐渐引起行政部门的关注。政府在网络回应机制建设方面主要还存在不成熟、效率低下以及透明度不高等问题。现代政府应该从机制和价值两个层面进行反思,主动应对网络时代民意表达与公众政治参与的要求,探析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路径。     

从“一元单向分段”到“多元网络协同”——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路径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突显现行“一元单向分段”监管机制之弊端。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深入访谈、文献梳理等方法,对现行监管机制进行解构。研究发现:虽然消费者参与监管的意愿高、主动性强,但由于现行一元体制下的多头混治、政府规制架构下的单向一维、利益博弈格局下的分段监管等弊端客观存在,使得监管绩效不佳,必须完善监管机制,实现政策与价值的耦合:在主体设计方面,由现行“政府一元体制内的多头混治”转变为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共治”;在组织架构设计方面,以信任机制、协调机制的设计和培育实现“网络多维”对“单向一维”的替代;在运行机制设计方面,以协同整合机制、危机预警机制、公共决策机制的健全、完善及优化实现“协同治理”对“分段监管”的替代。     

基于公共治理范式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政策执行力弱化的成因主要包括政策执行中的自利性、机制缺损、人员素质欠佳、监督乏力等。基于善治范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创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机制应注重优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创新动力机制、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以及完善利益均衡机制等。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新时代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从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治理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保障体系等层面入手,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完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完善网络资格审查制度和网上信息实时监测与跟踪系统,加强互联网法律治理、行政治理、技术治理,完善互联网空间监测体系、舆情研判机制、应急预警机制、应对处置或危机处理机制,总结评估机制,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健全社会赏罚机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加强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运行逻辑与制度激励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进行贯彻,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相当宽泛的裁量空间。但是,这种行政决策裁量权在运行中受到干部晋升标准、利益集团干扰、官员风险规避等多种因素干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有必要通过公法的制度性安排,促使其良性运行。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分析——以陕西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执行状况为例

以陕西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执行状况为研究对象，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是对公共资源的调整和再分配的过程，是利益在不同集团之间的平衡过程。因此，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依据本集团所拥有资源的不同和动用资源能力的强弱而获得实际权力，对公共政策的执行设置不同的障碍，而要解决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集团问题，首先必须把公共政策的执行纳入一个系统的运行框架之内；其次是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给各相关集团一定程度的动力支持，以保证公共政策的版利执行。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试论政府自利性及其矫正对策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自我服务的倾向,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政府自利性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政府自利性的膨胀会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生偏差、腐败蔓延、政府功能衰退和政府合法性丧失等诸多弊端。矫正政府自利性的措施是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并努力使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