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儒家孝道思想及其在民俗美术中的体现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而其中孝道思想则是最深入人心的儒学思想之一,孝道以其深厚的伦理根基和强大的政治机制推行而广布天下。民俗美术中大量艺术形式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表现,则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思想。儒学孝道思想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便体现在民俗美术所表现出的生命力上;民俗美术所具有的生命力,实质上亦即儒学思想仍具有的生命力的表现。     

儒家伦理与传统医德

中国传统医学道德深受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在注重道德教化和崇尚纲常伦理的儒家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优秀医学道德,使得医家与儒家有着非同一般的亲缘关系。“仁爱救人”、“医乃仁术”便是儒家仁爱思想的体现。仁爱原则既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传统医德思想的核心。     

传统孝道对青年陈嘉庚的影响

陈嘉庚深受中国传统孝道的影响,青少年时代,他自觉按照儒家孝的规范“修身齐家”,在家庭生活中处处体现了一个孝子的情怀。陈嘉庚的孝道观念是在闽南文化和陈氏家族遗风的熏陶下形成的,也与他幼时所受儒家教育和家庭影响分不开。考察青年陈嘉庚的孝道实践,剖析其孝心、孝行的文化渊源,可以从一个侧面探寻陈嘉庚精神形成的源头。     

感恩与孝道——借基督教感恩文化重塑孝道文化

＂感恩＂是基督教的信条之一,＂孝道＂则是儒家文化的根。基督教感恩文化和儒家孝道文化的核心内容都是＂爱＂与＂感恩＂,都提倡＂敬爱父母＂、＂感激父母＂。在国内当前社会道德普遍滑坡、感恩之心缺失的背景下,尝试将两种文化进行融合,通过诵读古文经典,汲取传统＂孝道＂文化的养分;并借鉴基督教文化＂感恩＂的教义和美国＂母亲节＂的表现形式,内在以＂感恩＂作为＂孝道＂的心理基础,外在把＂母亲节＂纳入节日序列中,对国人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感恩教育,唤醒大家的孝道意识,从而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中的精华,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中古正史孝子传中的佛教元素

正史中的孝子传以叙述孝子及其孝行为主要内容，是宣扬儒家传统孝道观念的主要阵地。与早期孝子传不同的是，中古正史孝子传在叙述孝子行孝的过程中开始掺入诸多佛教元素。除却中古时期佛教逐渐发展壮大的背景影响外，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与佛教的主动适应和儒家文化的包容性有关。为弥缝儒释双方在孝道层面的争执，佛教元素自始至终以助孝手段出现于中古正史孝子传，且并未动摇儒家的孝道地位，因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带有佛教特色的孝行通常给予正面的评价，这为孝子传接纳佛教元素奠定了基础。同时，在融入孝子传的过程中，佛教元素也充分借助了已有的且日渐成熟的孝感叙事模式。中古正史孝子传中对于佛教元素的接纳，为我们认识佛教本土化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以孝道传承为研究中心

北朝时期无论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宇文氏建立的西魏北周,还是高氏建立的东魏北齐,都能以儒家文化为重,广泛开展儒学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其中对孝道的传承尤为重视,其结果是北方儒家文化渐居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带来北方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使北方自西晋后期以来衰落不堪的儒家伦理道德重新得到振兴。北方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文教盛况是北方文化事业和社会风气的重大进步,其结果是原来落后的北方超过了南方,南方反过来向北方学习。从而带来北方民族融和的形成和隋朝对大统一的完成。     

潮州湘子桥的儒家文化意蕴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基石中最重要的部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崇礼的思想、折衷的理念、通权达变的价值观对中国古桥的成功建造和结构形式以及古桥的装饰等方面都有深刻影响。潮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自韩愈谪潮废奴兴学以来,儒家文化在潮州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潮州人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潮州人的审美理想和伦理观念都深深烙下儒家文化的印迹。潮州湘子桥是潮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湘子桥的建造、结构以及多种细节都蕴含着浓烈的儒家文化思想。潮州人克服种种困难建造湘子桥、维护湘子桥,正是儒家积极入世精神的体现。湘子桥浮梁结合的结构形式彰显了儒家"通权达变"的思想,桥上的礼制性建筑体现了儒家崇礼的理念,大桥各细节之间的协调是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体现。     

儒家孝道与当代中国伦理教育

当代中国伦理教育,在汲取传统伦理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如何对待孝这一儒家文化的原发性的首要观念和德行。我们必须厘清传统之孝与现代之孝的区别,在传统社会,孝是首德和泛德;在现代社会,它只能是子德,是基础道德。传统孝道既有亲情的民主性的合理内涵,也有封建性糟粕,新孝道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亲子平等。掌握孝道的“爱敬忠礼”的伦理精神本质,有助于提高现代孝道和全部伦理教育的水平。     

论儒、佛孝道观及其相互融合

中国传统孝道观主要由儒家孝道思想和佛教孝道思想以及先秦诸子的孝道思想所构成.儒、佛孝道观在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儒、佛孝道观虽外在形迹有别,但内在实质一致;儒家的世间之孝道与佛教出世间之孝道相融合;儒家之孝与佛教之戒相融合.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传统孝道文化的精华,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服务.     

论孔子对西周传统孝道观念的重构

春秋之世,传统的以崇拜祖先为主的“孝死”观念逐渐淡漠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孝生”观念,孔子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西周传统孝道观念以新的内容。首先,孔子将西周孝道从宗法教条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最根本内容。其次,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双向的,就是不仅子要孝,而且父也要慈,这正体现了春秋时期伦理思想的特点:相对性、平等性。第三,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的命题,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及发展的前提。     

浅论孔子的孝亲思想及其批判继承

孔子孝亲思想对人类原初孝亲情感做了符合时代意义的诠释。孔子强调,子女对父母不仅应当有孝顺之行,更应当有孝敬父母之心,反对装腔作势式的封建孝行。孔子之后的儒家将孔子孝亲思想本位化、单向化、纲常化,违背了孔子孝亲思想的原初意义。孔子孝亲思想包含的爱老、敬老、感恩思想对现代社会道德培养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论孔子孝道思想对我国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价值

基于《论语》,归纳和阐述了孔子孝道思想,分别从企业伦理管理和伦理经营角度讨论了孔子孝道思想对我国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价值,说明了将孔子孝道嵌入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路径。     

解读《论语》中孝的思想

《论语》中孝的思想包括很多内容,本文重点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孝不违礼;孝是让父母少忧;敬是真孝;善谏父母为孝。最后还简要概括了孝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深远意义。     

《曾子》泛化孝再评价

有些学者认为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本文对此不敢苟同。《论语》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后学的思想。该篇对孝的泛化完全背离了孔子孝道思想的精神,从而与《论语》中的曾子的思想不相符合。这种对孝的泛化不是为了克服仁孝关系原理上的矛盾,而是对孔子孝道思想教条化、片面化,并已露出“愚孝”的苗头。     

阐释孔子的“孝”论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析《论语》中的“孝”

素有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孝的观念,孔子在继承西周孝道的基础上,在《论语》中论述了关于孝的思想,并对如何做到孝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孔子在弟子问孝时,提出了无违谓之孝、善解父母谓之孝、对父母奉养且恭敬谓之孝、对父母和颜悦色谓之孝等思想。而且给予孝很高的价值定位,认为孝是为人之本、立国之基、尽忠之始。孔子的这些思想有利于唤醒当代人行孝的紧迫感和注重对父母的精神赡养,利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在研读《论语》的基础上,探讨《论语》中孝的内涵、价值定位及其当代意义。     

重读“孝悌为仁之本”

本文试从“人我”关系亦即我与他人或他者的关系这一角度 ,重读孔子和儒家传统有关孝的思想 ,以期重新接近这一观念所蕴含的深刻伦理意义。孝这一观念所强调的是一个作为能够承担责任的伦理主体的我对他人的无可推卸的伦理责任。虽然从表面上看孝仅仅规定我与作为父母的这一特殊他人的特殊关系 ,但是 ,这是我与“第一”他人所发生的“第一”关系。作为我的第一他人的父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切他人的“原型”,而我与父母的伦理关系已经是我与其他一切人的伦理关系的“原型”。本文从分析孔子所说的敬开始 ,孔子对孝中之敬的强调表明 ,孝远非某种自然感情 ;敬作为我对他者之敬蕴含着他者的某种“超越”性和我作为我的“主体”性 ,一种“我而为他”的主体性。最后 ,对作为孝的构成部分的“事死如事生”亦即为父母居丧守孝以及祭祀的意义进行了分析     

《论语》中有关“仁”的思想及现实意义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和最高道德规范。对孔子《论语》中仁学思想的剖析主要是探索孔子仁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仁学思想的内涵及其主要内容。孔子从"孝悌"的自然亲情出发,以推己及人为方法,进而把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突出强调了仁的爱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