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对中国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2）问卷数据，选取2148个已婚家庭样本为观测对象，系统梳理研究了夫妻双方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中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较重；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平等观念、目前工作状况、身体状况对其家务劳动承担比重有显著影响；而配偶受教育水平、女性收入贡献率、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生活满意度对女性家务劳动承担比重影响不显著。总之，受教育水平是改变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减少女性家务劳动承担比重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村已婚女性就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全国7省区2 118个农村已婚女性样本的调查数据,运用集群效应下的二元Logit和M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现状以及就业内容、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因素,特别对家庭中孩子个数和配偶工作地点进行了分类探讨。研究发现：个人资本变量对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劳动依旧具有显著性影响;不同教育阶段的孩子个数对已婚女性从事非农就业和就业地点选择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处于抚养阶段的孩子仍是女性放弃非农就业的重要原因;配偶工作地点与已婚女性工作地点的选择具有高度匹配性。最后从促进已婚女性非农就业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本养老保险对不同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会显著促进家庭的消费,持有养老保险会使得家庭消费增加13.4%;考虑负债后,持有养老保险使得家庭消费增加10.6%,下降了2.8%。从不同收入层次家庭来看,养老保险对高收入家庭、较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低收入家庭、较低收入家庭以及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持有养老保险对城镇家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新进城镇家庭有抑制作用;退休家庭与未退休家庭,养老保险都会显著刺激家庭消费,但是退休家庭养老保险的刺激作用更大。同时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受教育程度都会正向刺激家庭消费。     

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统计数据，构建Probit模型以考察家庭照料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照料、子女照料均会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隔代照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冲突。结合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宏观环境，建议企业、政府与家庭共同发力，进一步提升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有多大——基于已婚女性收入分布的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生育对不同收入层次已婚女性劳动收入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收入和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面临显著的生育惩罚,收入较低的女性付出的生育代价更大。不同收入层次上,生育的收入惩罚机制存在差异;收入较低的已婚女性群体中,人力资本因素解释了大部分的生育代价;高收入已婚女性群体中,人口特征、家庭经济资源的支持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生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有着较强的解释力。此外,生育收入惩罚效应也显示出群体性差异,公有制部门的生育惩罚比非公有制部门严重;白天亲自照料低幼子女会使女性付出更大的生育代价。     

家庭束缚对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

既有文献大多忽略了家庭因素对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家庭因素对收入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和女性收入影响的差异;使用Oaxaca-Blinder工资分解法分析了家庭因素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男性年收入约为女性的2倍,家庭特别是家庭分工是影响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家庭因素中,配偶工作状态解释了大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家庭规模对女性收入有显著消极影响,对男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就家庭性别分工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甘肃省14个贫困村的入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与拓展明瑟收入方程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建立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农户家庭的教育收益率整体显著,农户家庭年均教育收益率随着家庭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而递增;OLS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有一定影响;进一步分位数回归显示,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不同教育收益率分布段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收入、房地产、医疗对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城镇收入等级分组数据

对于中等收入以下城镇家庭,仅仅医保支出和收入对消费存在显著影响;对于较高收入以上城镇家庭,收入和房地产财富效应和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住宅价格波动、住宅支出、医疗价格和医保支出对消费存在挤出效应;房改政策实施后住宅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远远高于房改前,最高收入户的挤出效应最大。     

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代际分担的调节效用

随着女性职业社会化，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日益凸显，全面二孩政策更使得已婚女性面临着育儿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以2015年CGSS微观数据为基础，从家庭视角检视育儿、代际分担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6岁以下的幼儿而言，母亲仍是主要的照料者，育儿对于已婚女性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代际分担对育儿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育儿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育儿对已婚女性就业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影响明显大于农村已婚女性。国家和社会应通过发展公共托幼服务、鼓励家庭代际分担等路径，帮助已婚女性平衡育儿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已婚女性充分就业。     

家庭策略与已婚青年农民工的性别结构差异

婚姻对不同性别农民工外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别,已婚青年农民工家庭在决定外出务工人选时普遍实行性别选择策略,最经常的结果是,男性外出务工,而他们的妻子在家留守。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二元社会管理体制、性别收入差距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是农民工家庭实行性别选择的重要原因。     

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和女性村民选举

农村女性村民选举参与是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基于江西等省份部分农村女性的数据,探索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与村级选举参与态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和选举参与积极性;且政治效能感对选举参与积极性有显著正向作用。村民女性的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在对选举参与的影响中互为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关系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参与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家庭性别分工与农业女性化——基于江苏408份样本家庭的实证分析

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性别存在差异的产物。以农业家庭的性别分工为理论基础,通过描述统计和计量分析,揭示了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地区、收入和农业生产决策权等在内的自变量对农村女性从事的农业生产比重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女性化的现象在江苏省具有普遍性;农业女性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刚性,男性劳动力”回流”以及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时间的长短,并不能显著影响女性从事劳动生产的比重;女性在农业生产诸方面的的决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已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     

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实证研究

社会是由家庭组成,女性又是家庭中重要的一员,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的提高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通过对文献的汇总整理,结合城市女性的实际情况,可构建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量表,包括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和夫妻和谐等。利用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可进行人口特征的差异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历、收入在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人口特征中的学历、社会性别定位、家务分担情况、家庭重大事务决定权、个人事务自主权、经济地位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夫妻和谐作为调节效应也对城市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产生影响。     

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一个经验检验

已有的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研究因未有效区分转移意愿与能力的差异而致实证分析存在样本选择偏误。本研究从转移意愿和能力两个维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深入甄别的同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定量研究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年龄是影响"有效转移""潜在转移"和"隐蔽转移"的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意愿与能力的重要因素;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农村已婚女性的工作预期而致其就业难度增加进而降低了其就业转移意愿。职业培训对农村已婚女性实现"有效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总人数对农村已婚女性就业转移具有显著的家庭"跟随"效应。村庄特征和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已婚女性"有效转移"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信息技术发展和居民财富水平提高使互联网等新兴信息载体逐渐成为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重要渠道。从非风险性金融和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金融知识或金融信息关注度来影响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决定。互联网使用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员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家庭。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