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国民福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2016～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是互联网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即互联网使用通过维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提高了主观生活质量。因此，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一步强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幸福激励作用。     

互联网嵌入、社会信任与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

工业化与乡村振兴的交织驱动,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村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互联网嵌入农村正不断拓展农村居民的信息流通渠道并重构其社交方式,为化解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中的多重困境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福建省晋江市498份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IV-Probit以及PSM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外来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但当外来人口使用互联网时长超过25.87小时/周的峰值后反而抑制其参与意愿。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克服内生性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将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嵌入”替换为“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以及被解释变量“参与状况”替换为“村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第二,异质性影响层面,发现互联网促进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时间较长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外来人口参与行为作用更大。第三,解释机制显示,社会信任是互联网嵌入促进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渠道,即互联网...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以贵州为例

本文使用贵州644名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居住方式中的老年人生活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三代户及以上中的老人生活质量最好。二代户中的老人次之,再次是夫妇户老人和隔代户老人,独居老人生活质量最差。笔者对不同居住方式下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并构建出老年人居住方式与老年人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图。当前农村独居户和隔代户老人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分析

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从家庭整体视角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整体视角下三种代际关系类型（紧密型、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共同特点是子女均为父母提供了高频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代际空间距离的扩大是形成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重要因素。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占主导是紧密型,农村占主导是赡养有间型。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城乡,高龄老人与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紧密型,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子女成为赡养有间型,失能以及丧偶的老年人不太可能与子女成为疏离型,儿子与女儿数目的增多显著降低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此外,结果还显示老年人独立住房的拥有增加了城市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但是降低了农村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     

互联网使用、农业生产效率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推进农业智能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基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最后讨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对乡村振兴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农户使用互联网可以加速推广应用农业新兴技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强化社会网络关系,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村地区、连片特困地区和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提高农户互联网使用率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4）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增加农业家庭收入、助力农民需求升级和提升农民幸福感,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 ——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中国的反贫工作的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而农村老年人口将是相对贫困治理中重点关注的群体.构建经济、健康、生活条件、精神4个维度及11个指标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A-F法对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探讨主要针对子女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经济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最主要的贡献维度,健康、生活条件、精神均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贡献维度;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年人口精神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均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即代际关系质量越好,其对农村老年人口精神相对贫困及多维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数据,实证分析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的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采用OLS以及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发现上述结果仍然成立;低龄、 女性、中部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更容易受到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存在着“子女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传导机制。此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健康老龄化的进程提供了有效参考。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中国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趋势与变迁------来自七省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七省区城乡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揭示了农村网络家庭中养老支持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子女家庭给予父母的养老支持水平较低,且重视经济支持,日常事务性支持与情感支持欠缺。因子女外出就业、结婚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显著高于因儿子分家而形成的网络家庭中的老年人;亲代与子代配偶相处得越好,亲代得到的养老支持越多。当前农村网络家庭中亲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代际支持上“分而不离”,但受居住距离的影响,加之家庭子女数减少,未来网络家庭的养老功能将趋于弱化。在居家养老仍为农村主要养老方式的现实下,为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水平,改变农村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资源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农村现代养老文化建设已成为必然。     

新农保政策、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与养老模式

随着我国老龄化、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剧，养老成为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在新农保政策实施的准自然条件下，运用断点回归设计方法研究了新农保政策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和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显著降低了农村参保老年人的劳动供给水平，提高了其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和预期依靠养老金收入养老的概率，对家庭内部代际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显示，新农保政策对老年人劳动供给和养老模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新农保政策对健康状况较差、中西部地区弱势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降低程度更高，有助于提升弱势群体福利水平。建议提高新农保政策保障水平，对弱势老年群体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推进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均等化建设。     

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

分析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的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料状况不容乐观,需要照料的老年人中,超过2成无人照料。土地流转、子女外出务工、经济贫困以及代际关系疏离都会显著降低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可能性。土地流转与子女就业、代际关系交织互动地影响农村老年人照料方式,但土地流转与经济收入的相互促进作用对老年人照料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全部子女务农或代际关系疏离的土地流转老人社会照料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实地调研资料也显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在探索“以地养老”的社会养老模式。     

城乡差异视角下疼痛的货币化衡量与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动态劳动力调查（CLDS）数据，使用LSA估值法与工具变量法，将疼痛的幸福损失与支付意愿进行货币化衡量和城乡影响差异比较，并从生理、心理、社会融入和经济四个角度考察了疼痛带来的健康折旧效应、经济效应与医疗成本。研究结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疼痛对生活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总体上人们在均值处对单位疼痛的边际支付意愿约为年平均收入的1.1～3.3倍，疼痛上升幅度越大，支付意愿越强。城乡人群的疼痛支付意愿存在差异，农村的相对支付意愿更高。（2）在影响效应方面，疼痛程度上升不仅加速个体的健康折旧，还降低个体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医疗体系、社会就业和稳定有负向影响，并且提高医疗支出成本约26.3%～54.4%。疼痛上升对农村的收入和医疗成本负向影响更大，农村为等量疼痛缓解付出的成本更高，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亲城镇”特征。（3）社会医疗保险保障的提高与互联网使用可缓解疼痛。文章认为，在医疗保障政策改革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应重视城乡生命质量差异及其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通过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及互联网等手段提高生命质量，对乡村进行政策倾斜。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实证考察——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

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丰富了农村产业业态,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缓和城市养老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2020年9月—2020年12月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影响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参与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代际冲突、健康程度、自然环境、硬件及配套设施、服务质量均能对老年人参与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效果有所差异。结合研究结论,为推动重庆乡村休闲养老产业发展,增强参与意愿,文章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分户不分居: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

据统计,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仍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农村地区三代共居家庭的比例高于三代扩展家庭。为解释这种分户不分居的现象,在天津农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logistic回归,探讨影响老年人居住方式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子代对代际支持的需求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而老年人的自身需求则对居住方式没有显著影响。三代分户不分居有可能成为农村地区代际合作的主要形式。     

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为基础,通过构建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理论模型,运用分组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分析代际支持的三个方面和老年人个体特征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健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水平,可以提高代际经济支持效果;农村文化资源的匮乏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专门的资源,农村地区子女照料效果相对较差,农村社区养老设施和人员、养老机构建设、专业护理、医疗设施和人员的规划投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谁更会给老年父母人经济支持？

[内容]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农村部分)》数据,对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的具体代际经济支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有着广泛的基础,子女代际经济支持比例和数量存在子女性别、子女排行、子女婚姻、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居住方式、子女的迁移距离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女儿和儿子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老年父母个体因素、子女具体状况和代际关系都对代际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