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论胡适的“诗的经验主义”

胡适从实验的角度,在历史的文学进化论的指导下,大胆提出了“三事论”和前后“八事论”,最后形成了他的核心诗观“诗的经验主义”,同时,指出了它的改良性质。     

“阶级的解放”与“个体的觉醒”——“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妇女解放观刍议

“五四”时期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 ,妇女解放理论出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阶级解放”论和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个体觉醒”论。前者看重妇女的整体解放 ,后者则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体自觉。两者在妇女理论研究上都具有开创意义 ,但又都潜在着某种偏颇与局限。其共同构成的理论格局影响至今 ,有待深入与突破。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以章太炎《原道》为中心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是章太炎在解读经典时所提出来的理念.在他的理解下,经典的意义进入到他自己的意义世界之中,经典本身也具有完全的现在性和现实的旨向性.在推究道家之意的《原道》一文中,章太炎通过诠释“弃前识”和“不尚贤”,以此驳斥康有为等今文经学派“无缘而妄意度”的行事方式以及反对革命、倡导变法立宪的观点.     

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

“儿童本位”论是贯穿于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历史的最重要的儿童文学观,它产生于五四时期,经过当代的理论诠释和创作实践,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思想。近年,儿童文学学术界有学者提出了以“主体间性”来超越“儿童本位”论这一理论主张。本文认为,试图以“主体间性”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主张,没有真正理解“儿童本位”的本义,没有认识到在儿童文学这个世界里,儿童与成人之间,有着其他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具有的特殊关系。在现阶段,“儿童本位”论依然是远比“主体间性”更具有历史和现实实践之有效性的一个方案。作为历史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     

中国印度古典诗学中“味”论之比较

从艺术本质上讲,中印两国“味”论从总体上看都属于艺术鉴赏论,都强调了艺术美感的重要性,强调了艺术要经得起玩味、寻味、品味,强调艺术要带给人美感享受。但中国“味”论更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味外之味”,即艺术美感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持久性。而印度“味”论则更强调艺术美感的普遍可传达性、可体味性。从艺术表达的内容和风格上看,两国“味”论都极其重视艺术情感的传达和表现。中国文学一向就有重情的传统,中国诗论也很注重情感传达的论述,而印度“味”论则更是以情为核心,对艺术表达之情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印度“味”论更提倡“艳情味”,而中国“味”论则更强调“平淡味”、“冲淡味”。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定位——“国情论”和“初级阶段论”

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日趋深化，由“国情论”、“国力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的确立是对现代化建设所做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从中西“是论”之别到“语言学之后”

西方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在现代都遭到了解构。从双方各自不同的两种“是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在于过分执着于“是”的逻辑系词功能，并以此偷换到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则在于通过隐喻中“是”与“不是”的同一性而暗示了语言底下的非逻辑的诗性承诺。前者由于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而成为单纯形式主义的工具，后者则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的反语言学倾向而使形而上学本身走向沉默。这两者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失去了在全面丰富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语言学之后”的可能。在吸收中西两种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而避免其弊病的前提下，则可以构想一个以语言的诗性本质为基础，既容纳了西方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真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形而上学“内在超越”的境界论的新型形而上学的蓝图，即“语言学之后”的终极超越蓝图。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胡宏"致知"和"自反"的道德修养论

胡宏“致知”和“自反”的道德修养论是他伦理思想的实施系统。“致知”意在说明道德人格不能自发形成,有赖于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和提高,“自反”意在说明人的道德品性必须经过自觉的磨练,在道德矛盾运动中经受考验。     

毛泽东在“多事之秋”的沉着应对与 理论思考——纪念“一论”“再论”发表六十周年

毛泽东认为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大动荡。为了应对这一严峻挑战,他主导《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社论,表达了中共对待个人崇拜的正确态度,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老子的道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

老子和亚里士多德在活动年代、思想流传的形式上相似,道的规定性和“四因说”的规定性相当。老子的道论的理论性质大约相当于亚里士的德的“四因说”,但在某些方面又与“四因说”有重大区别。在对道的规定性的表达方式上,则和《金刚经》相似,体现了东方人共同的思维特征。     

简论王夫之的道德教育论和道德修养论

王夫之(1619—1692年)的道德教育论和道德修养论,是建立在他的人性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理势相成”的社会历史观是王夫子整个伦理学说的出发点,那么人性论则是王夫之整个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石,也是他从“天道”过渡到“人道”,从道德论过渡到道德教育论和道德修养论的桥梁。     

再谈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源头

瞿秋白的＂历史工具＂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英雄＂观的深化。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他是在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才形成、提出＂历史工具＂论的。     

关于“趋同论”的研究现状和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分崩离析,世贸组织的建立,世界经济加快了由区域化、壁垒性朝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人类社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同特征,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不复存在了呢?两种制度能否趋同,敢问路在何方?一直以来理论界对“趋同论”思潮的产生时间、“趋同”目标及性质界定等方面争议颇多。本文通过对“趋同论”研究现状的考察,进而阐发自己的几点看法     

对“道德生产力论”的两点质疑

由王小锡先生提出和论证的“道德生产力”理论,被夸大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实在是言过其实。以王小锡先生为代表的“道德生产力论”者没有搞清楚道德概念的真正含义,不了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符合每一个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属于“经济人”道德。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曲解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不同场合所说的“××生产力”,实际上指的是在生产力中包含着“××”要素。因而,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的概念中,不能逻辑地推导出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概念和他的“道德生产力”理论。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梁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近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从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到翻译“艺术论”的确立

鸦片战争以后,围绕翻译是“科学性”还是“艺术性”的活动这一问题,近代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翻译的“科学论”从晚清意译达旨的翻译风气中悄然萌芽,翻译的“艺术论”在进一步对翻译策略和美学艺术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两者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的发展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推动了白话语言规范的变格,我国的翻译研究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并日渐走向成熟。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