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

当代西方的政府管理改革,既是为了摆脱自身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应社会的要求,重塑政府形象。以市场化的价值取向为基础,当代西方各国开展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在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一些学者围绕改革的价值诉求和道义基础等问题,对改革提出了批评和质疑。通过对这场论争的梳理,就改革中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关于民族形式论争的若干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在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之后,近年来已开始引起人们广泛地注意。这是一个好现象。在国内外的报刊和学术论坛上,围绕着民族形式论争的重新评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人们力图以新的眼光来评述和总结这场论争,因此广泛地接触到对于这场论争的历史意义、中心议题以及某些史料和史实的不同观点。我认为,即使因此而出现某些分歧,甚至发生公开论争,总比长期受到冷遇要好。因此,人们正热切地期待能深入地探讨,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 本文也试图对于民族形式论争的若干问题发表几点意见,为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呐喊     

回眸《新青年》上的“旧戏”论争

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围绕以京戏为代表的“旧戏”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一方是师长辈的《新青年》编辑同仁,一方以学生辈的张厚载为代表。世纪初的这场论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与戏曲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这场论争的背景、人物及论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考察,力图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再现论争的来龙去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一论争提供基础。      

1961年青海关于花儿的提高和发展问题的一场争辩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得知,1961年5月、6月之际,青海曾发生过一场关于花儿的提高和发展的论争。 这场论争的起因 这场论争是由周朗发表在《青海湖》1961年第5期上的一篇题为《花儿浅谈》的文章引起的。     

关于《华威先生》所引起的论争

一九三八年,张天翼同志的《华威先生》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及香港等地的文艺界,曾发生过由这篇小说引起的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论争。这场中国抗战文学史上规模较大、持续较久、意义深远的论争,在解放后三十年来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均有所评述。但是,不容讳言,这些评述大都有失实之处,大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对这场论争开展的过程、论争的主要内容、论争的重大意义以及这场论争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后进步文艺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必要重新探讨。     

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

一九七七年底开始,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展开了关于一九三六年文艺界两个口号论争的讨论。这场讨论推倒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国防文学”的污蔑不实之词,为在文艺界拨乱反正、肃清流毒做了一点工作。还一致肯定了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争论。这场讨论是有成效的,它的发生既不是什么人任意提出的,它的结果也不是更把思想扰乱了。当然,对于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一桩“公案”,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这是毫不足怪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论争中结束,可是这场论争却至今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我的这篇文章,则仅限于从学术的角度,谈谈对这场论争中几个问题的认识,以就正于批评者。     

从对峙到合流——对新马华文文坛"现实与现代之争"的历史考察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新马华文文学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从未断歇过。在论争中,现代主义渐渐为读者所接受,由此发展成为与世界文学潮流相接轨的＂东方现代主义＂。文章通过梳理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旨在厘清这场＂现实与现代之争＂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之意义。     

胡适与科学、玄学之论争

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是我国二三十年代思想界的一场重要论争，胡适是这一论争中科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本文围绕胡适与这场论争的前后联系，对论争的思想前奏、论争的实质与科学人生观的确立、论争对尔后思想界的深刻影响等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论述。     

现代性建构:被忽视的途径--重识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论争自始至终都不是处在同一个知识背景或理论层面上,文学研究会之所以积极参与这场论争,其实更多是为了完成社团内部的理论整合,初步确立自己的现代性立场。     

关于文艺“与抗战无关”论——抗战时期文艺论争再议之一

本文想对抗战前期发生的一场文艺思想论争——批判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做一重新研究。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所以,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于指出:当时进步文艺界在这场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有关创作题材方面的片面性认识。 这场文艺论争发生在1938年底,是由《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梁实秋发表的一篇《编者的话》而引起的。他在谈到征稿意见时,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关于深化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社会改革的全球化背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历程和社会体制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目标模式问题。从实现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社会理想出发,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确定为"自治社会体制",实现这个目标模式需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处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的关键阶段。实现这个转变,目前亟待从观念、方法、主体和机制等方面解决一系列制约社会体制变革的重大问题。     

“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评析

"第三条道路"针对传统福利国家的弊端提出了福利改革的理论.通过逐步确立"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强调人力投资,变被动式福利为积极式福利,变传统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这样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促进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参与,对其他国家的福利改革提供了借鉴和重要的启示.     

佛山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成绩·问题·建议

十年来佛山市对社会保险制度不断进行深层的改革,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被誉为“佛山模式”．课题组的调查研究表明,佛山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仍然适应不了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对之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     

清末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在清末的预备立宪改革中 ,地方行政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通过这一改革 ,初步形成了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分离 ;通过机构调整 ,使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向分职化方向发展 ;通过地方自治的开展 ,将基层社会的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从而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民治”模式。尽管这一改革没有全部完成 ,尽管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弊端和问题 ,但不可否认 ,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地方行政模式     

论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村体制改革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我国农村社会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有密切关联.农户的"原子化"状态、农户"寻求获取资源的方式和路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形成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首先研究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在整体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及其问题的基础上,针对问题,以新发展观作为价值理念,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整合农村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目标,整体设计农村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有序推进体制改革的路径.     

马克思对于社会改革的理论思考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一直以"改变世界"作为他哲学、社会学的追求。应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突显、加剧的强烈呼唤,马克思提出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是改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但马克思强调这种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的实践能力。而在社会内部蕴含的矛盾将推动社会发生变革,这种变革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但可以协调社会关系,在一定的时间里表现出矛盾的同一性。人类的实践性活动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于是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就已经内在的包含了社会改革的理论思考。本文在深入考察马克思社会改革的理论思考基础之上指出对我国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和应对当代全球变化的积极启示和理论价值。     

中国公务员社会保障的改革模式

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和企业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相对滞后,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明确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模式。中国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采用“基本社会保障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模式。     

论面向新时代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改革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新一轮税制改革重中之重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需要紧扣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做出新的明确定位,并结合个人所得税修订后仍然存在的收入与税基增长缺乏协调性、难以担当促进社会公平角色的突出问题,在课税模式优化、费用扣除标准设计、计税单位确定、征收管理方面做出深化改革。     

论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社会化改革

传统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模式的最突出特点是行政化和单位化。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目的是要变政府行为、单位(企业)行为为社会行为,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实施系统,让社会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对象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其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二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需要。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社会化改革已经开始,但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化管理与服务体系,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发展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成型于建国初期，它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为之服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和不足，党和政府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与新特点，对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社会管理的主体、模式、路径方面进行了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