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本文利用2007-2012年我国省域空间面板数据,设定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就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省域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所处的空间区位和邻近省域关联密切。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效应。为此,我国应加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省域对邻近省域收入分配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城镇化推进与其他相关政策及时配合协调联动,推动城乡之间产业的均衡、合理化发展,协同提高服务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承载力,促进农业增收,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贫困减缓

本文采用2007-2017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省市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具有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直接促进贫困减缓,且金融渗透度对减缓农村贫困的负向影响程度最大。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包容性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子维度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但实证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农村贫困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一方面应继续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一传导机制实现贫困减缓;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尤其是提升金融渗透度,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包容性水平,发挥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优化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选取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运用基准面板模型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验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具有促进效应;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后发优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优于金融效率,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优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不显著。     

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我国省级层面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不尽合理,这将影响高质量发展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从机理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未考虑空间溢出因子时,劳动力比重提高有利于降低结构偏离度,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老龄人口比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高等教育比重的提高对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影响为负,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正;中等教育比重对产业结构偏离度和高级化的影响均表现出区域差异性。考虑空间溢出因子时,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表明邻近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会带动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表明邻近省份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促进本地产业结构优化。     

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地理特征,选取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效化两个维度,运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高效化,但是由于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引起研发要素在区域间流动,使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研究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在日益成为流通产业增长的重要源泉.运用超效率SBM-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测度了2004—2015年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我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域和局域上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本省份流通产业TFP具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均会对邻域省份的流通业TFP增长产生抑制效应;研发强度的加大和连锁化程度的提升对流通产业TFP增长的提升作用非常显著,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而产业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很小,未能显著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因而,加大产业科技创新投入、发挥规模经营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城镇化质量是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的关键.     

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减排效应研究

经济增长通过技术效应、规模效应以及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本文从结构效应出发,利用1997-2014年重庆市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重庆市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剧了污染排放,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2)短期内,误差修正机制会弱化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一方面重庆市要继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保持各项环保政策实施的稳定性和长效性.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网络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以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网络特征,并将反映空间网络特征的指标融入空间计量模型,探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整体网络关联度较高,且紧密性不断增强,稳定性不断提高;在该空间网络中,上海、重庆及武汉位于核心位置,具有较强的交往、支配及信息传递能力;此外,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网络中地区自身交往能力和支配能力的提升、地区间信息传递的独立性有利用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各地区要从“局部”转向“整体”,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寻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     

国际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国际直接投资是产业升级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学术界存在异议。文章借助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考察了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效应,但也拉大了产业结构偏差。为强化产业结构积极效应,抑制其消极影响,今后在深化外资利用时应充分重视引资政策、产业投向和区域流向等问题。扶持与引导并重,更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与高效化。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双循环”格局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路研究

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准确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空间重构基础上要素组合优化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义。从减贫规律认知升华、行为外嵌转向发展自觉、资源配置优化与延续效应发挥三个层面分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行为的内在逻辑,厘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应着力做好发展规划统筹、体制政策健全完善、产业转型升级、相对贫困治理、全域生态宜居环境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质量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工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及其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良性互动。     

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我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因而,片区扶贫攻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连片特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从优化空间格局、调整产业结构、改进生产方式、完善生活方式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战略选择,为该地区推进扶贫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在测度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增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空间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是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低城镇化率省份农业经济韧性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我国农村后义务教育的空间格局和空间效应

基于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以观测值、变异系数（CV）和Moran指数为测算方法考察我国农村后义务教育的格局规模、强度及纹理,发现我国农村后义务教育空间格局存在整体偏低、空间聚集和区域间不均衡特点。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表明,空间互动状态下农户收入对后义务教育影响弱化,耕地数量存在抑制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后义务教育具有积极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区域间的统筹协调以推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后义务教育的发展。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山西兴县蔡家崖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是中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战略选择。旅游产业以其强大的市场优势、新兴的产业活力、强劲的造血功能和巨大的带动作用,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和主要动力之一。蔡家崖村地处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近年来,蔡家崖村依托其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农业旅游和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探索旅游富民之路,形成了现代农业与红色旅游互促共赢的发展局面,目前基本实现了全村脱贫,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代表地,通过分析其旅游扶贫的背景、模式与实施路径,深入研究蔡家崖村“红色旅游扶贫,农旅融合兴村,旅游电商富民”的转型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蔡家崖村旅游扶贫的经验和启示,探讨其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旅游发展助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