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岔性与层控性:新闻文本中的符号衍义

新闻文本包含事实和价值二维,从其价值之维出发,新闻文本可被视为一种"符号表意系统",因之,新闻文本的生产和收受也遵从符号表意的基本规律。以"福建南平砍杀案"系列报道为例,探析了新闻文本中的符号衍义问题,并认为:首先,新闻文本的符号衍义可向多个方向上开展符号表意,具有分岔性;其次,新闻文本的符号衍义主要可在三个层级上进行:报道新闻事实要素的对象指称层,解释、预测和评价新闻事实的元语言层,以及解释、评价新闻文本话语的元元语言层,具有层控性。     

“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批评演进在中国

在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对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解释主要从对立的矛盾、美学范畴、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典型和艺术思维等角度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进行了分析,并构成了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符码与元语言:媒介文本意义生成的符号学阐释

运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传播问题是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现象,符号学本质是意义之学,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传播研究中,主要揭示媒介文本意义是如何生成的。符码与元语言作为符号学当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属于符号文本意义的构成规则范畴,决定符号文本意义的规则称之为"符码",而符码的集合称之为"元语言"。在传播研究中,"符码"与"元言语"既是生成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规则,也是人们解释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资源。将"符码"与"元言语"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可以实现传播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转向。     

“元语言”观念考察及其对文艺阐释活动的价值

西方现代逻辑学、语言哲学从形式语义学角度对"元语言"所进行的论证,主要服务于命题语义逻辑结构的分析及语义真值条件的研究。符号学从人类整个符号系统之符号意义解释的层面对"元语言"所进行的符号解释学论证,更具系统性、普适性。现代语言学、文艺学、翻译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等学科,主要是借用"元语言"观念与"元意识"进行具体操作。"元语言"观念内含"元意识",又不完全等值于"元意识",它们对于文艺阐释活动的"元追问",具有重大价值。     

外语教师话语行为中的元语言现象分析

元语言是一种“工具语言”或“人为语言”,元语言不仅在语言知识领域中广泛应用,还是外语教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在语法词汇层面上的编码,元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参与交际活动,有助于在目的语语境下完成师生间的课堂话语交际。作为话语交际工具,元语言具有双重作用：作为过渡性语言有助于师生间的话语交际,作为辅助性语言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词语、语言现象及语法规则。文章探讨元语言在外语教师的课堂活动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外语教师话语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对于外语教学的启示。     

汉英离合字谜的元语言和语言学多维分析

汉语与英语中都有离合字谜,二者虽略有差异,其构成机制大致上相互对应。对汉荚离合字谜的理解有时不一定使用自然语言语境,而应当进行元语言分析。这符合Verschueren的适应论,可以从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中得到解释：出谜人是关联理论中的“说话人”,谜语是一个“明示过程”,猜谜者在面临谜语的特殊“变异性”情况下,在心里进行“协商”,以适应猜谜的交际目的和语境,即从自然语言的语境切换到元语言层面进行分析,最终推理得出谜底。文章以几类最有代表性的汉英离合字谜为例加以分析,对这一特殊而有趣的语言现象进行了阐释。     

皮尔斯符号阐释观管窥

皮尔斯在对符号进行三元定义时引入了“解释项”概念并对其进行“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终极解释项”区分,同时提出符号无限意指行为论。皮尔斯的符号理论集中反映了其阐释观,凸显了阐释者的主体地位性和阐释活动的无限永恒性。     

空:作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以王维诗为例

“空”在王维诗中的“角色”较为独特,它兼具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两重性质。一方面,作为元语言,王维诗中使用“空”这一词语(以“空”写“空”);另一方面,作为对象语言,王维诗中大量使用“空”、“清”等单音词以及“惆怅”、“寂寞”等双音词,它们共同营造了一种空语境。“空”同时作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文学语言和语境的动态共生。     

试析《马氏文通·正名卷》术语解释之互文性——兼论《〈马氏文通〉读本》的修辞创新

《马氏文通·正名卷》专章解释其全书所用之“名”(术语),这在汉语学术专著的书写史上值得特别关注.其术语解释体现出互文性特征.表现为:对象语言之间的比照；元语言之间的参互；元语言和对象语言之间的牵连.由《马氏文通·正名卷》术语解释的互文性可推知:其摹仿印欧语系语法之嫌疑,在一定意义上实为其“互文性”的某种体现.《马氏文通》表述之互文性有其局限,吕叔湘、王海□编订之《〈马氏文通〉读本》使原著成为可读之本,富于修辞创新.     

"元语言否定"的多维阐释

否定性表达式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自然语言中的否定现象纷繁复杂。无论是对一般的否定现象,还是就所谓的“元语言否定”而言,传统的单一解释模式证明难以奏效。认知语用学的发展为研究否定提供了一种多维度的全新视角。基于这种多维视角,择取一种多元的阐释路径,方可在不断拓展与深化(元语言)否定现象之研究中,对这一论题做出更加新颖而科学合理的解答。     

《阿史那》:莎士比亚悲剧的互文性中国化书写

民国时期的戏剧《阿史那》是李健吾根据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翻译加改编"的本土化莎士比亚戏剧。这是民国以来一种特殊的中国化莎剧。《阿史那》文本的改编体现出互文性特点。《阿史那》在重写了《奥赛罗》内容,重置了情节的基础上,将中国故事置于该剧的悲剧精神之中,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人性的叩问,又有对权力、阴谋、野心的影射、担忧与批判。《阿史那》对《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化基础上的改写,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互文性中国化式的莎氏悲剧。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教育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指教育扶贫作为制度规范或措施以及相应的制度体系或结构对相关客体(贫困群体、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并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互动关系。教育扶贫在逻辑趋向上是在其理论愿景和现实图景映射下政策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亦是围绕“教育属性”和“贫困属性”两条主线形成教育扶贫切实可行的逻辑合力。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发挥需以聚合地方性和全球性力量为核心载体,以重塑“知识资本”为预设目标,以注重“文化自觉”为指引方向,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为技术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扶贫需要从优化战略定位、识别扶贫对象、保障资本投入、提升文化能力和助力全球减贫五个维度构建教育扶贫作用机制的新路径。     

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论《俗世威尔》中莎士比亚的自我塑造

《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将自我塑造理论运用到传记写作中,以自我塑造理论为线索,聚合各种材料,发掘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研究认为,格林布拉特通过聚焦创作圈子和整个社会的权威与他者,在两者的互动中,阐释了自我塑造的获得方式;格氏通过探讨莎士比亚对权威的态度,在自我与社会文化力量的互动中,揭示了其自我塑造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格氏从偷猎事件入手,论述了莎士比亚的自我塑造策略。这样,格林布拉特就揭示了莎士比亚"自我塑造"的复杂运作过程,书写了人物心灵的历史,创新了传记的写作方法。     

追寻与逃离：多丽丝·莱辛与艾丽丝·门罗的女性书写

多丽丝·莱辛与艾丽丝·门罗是当代两位著名的女作家,她们均以突出的文学成就闻名于世。莱辛的主要作品《暴力的孩子》五部曲以“追寻”为线索揭示出女性对自由生存空间的探寻;门罗的短篇小说以“逃离”为主要情节,刻画了女主人公逃离社会、家庭桎梏以及对自由与自我的追求。尽管两位作家的研究主题与写作手法不相同,但无论是莱辛的“追寻”还是门罗的“逃离”,都形象地反映了女性的生存状态,显示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接受美学视域下《李尔王》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研究

接受美学是一种强调读者地位与作用的美学理论,在解读与赏析文本中可以拓宽研究的视角,更深层面地挖掘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基于接受美学视域对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李尔王》的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进行阐释,从作品情节、人物命运、叙事语言、叙事风格、意象、宗教色彩等方面力求突破文本限制与障碍,以期让独具魅力的经典作品焕发新的生机。     

“没有这里与那里之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故乡与他乡

故乡与他乡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一对悖论,分析这两个主题一再出现的原因及其文化隐喻对于理解阿特伍德甚至加拿大文学都很有意义。长篇小说《神谕女士》与《肉体伤害》的主人公都选择远离加拿大的他乡作为逃避的场所,但在异国他乡一再显现的故乡的幽灵说明故乡是一个人无法逃离的生命印记,这正如加拿大是她们无法否认和摆脱的身份一样,接受它即是接受自我。故乡是主人公的过去、自我以及加拿大民族属性的隐喻;他乡则从另一个反面印证了这种包含加拿大民族性在内的自我是无法规避的。     

童书里的“爱情”：儿童的“爱情”与教育

以“爱情”为主题的童书不胜枚举,不免令人困惑:“儿童也有爱情吗”?通过阅读相关童书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儿童爱情观,结合现实生活中儿童“爱情”的表现,可以发现:儿童的“爱情”虽受成人文化的影响,但与“早恋”、“性”等无关,而是孩子向他人表达的真诚而美好的善意。所以,当成人面对儿童的“爱情”时,应转变观念,正视儿童的“爱情”;可以借助童书,守护儿童美好的情感;也要身体力行,引导儿童学会爱。     

论广西文学的家园意识与生态情怀

浓厚的家园意识与生态情怀是广西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内容。对家乡故土的眷念,对生存家园的牵挂,使得“还乡”主题和“家园”情结成为作家重点表现的内涵。此外,在生态关怀上,广西文学作家本着对家乡山水的挚爱,自觉地投身于生态文学浪潮之中,为故园的绿色生态讴歌,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种种行径进行无情的鞭挞与揭露,表现了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现了广西各族人民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理想。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