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以北朝后期为分析中心

北魏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后,二者在对待民族文化和民族融合方面的态度不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不同,收到的政治效果也不同。东魏北齐大力推行鲜卑化政策,导致鲜卑族和汉族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在政治上败于西魏北周。西魏北周推行"外鲜内汉"的"关中本位政策",成功地促成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促成了鲜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     

西魏北周军队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北朝军事的影响

北魏分立为东、西魏时,东魏继承了北魏和六镇鲜卑的大部,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为了弥补劣势,西魏北周的军队构成发生了转变,变成以汉人步兵为主力.在北朝,步兵战胜骑兵的战术也在不断成熟,为西魏北周的军事变革所汲取.北周在成功的完成军事变革后,在军事上取得优势.这一遗产也为隋、唐初所承继,由此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北周、隋、唐初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的原因.     

试论北朝时期国家政策的变革及其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先后代表的北朝,其承接着西晋、五胡十六国前后的政治、民族、社会、经济等错综复杂的环境。种种环境因素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由此造成的观念或形势影响着施政的基本政策。而北朝历代君主不同的性格特点也深刻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制定。本文拟以此作为讨论的基准,探究从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期间,北朝国家政策的形成、发展及其差异与影响。     

北魏丧葬制度初探

北魏丧葬制度系承袭汉魏、西晋并融合东晋、南朝之制而来 ,但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北魏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与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大体同步 ,不仅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丧葬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隋唐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朝后期诗歌创作心理的本土认同

北魏分裂后 ,东魏、西魏政权展开其长期的争霸格局。他们立足于所在地的历史 ,为新政权寻求统治的文化基础。这种倾向对关中、邺都的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西魏、北周方面 ,以庾信为代表 ,大量运用周秦汉时期的历史典故 ,特别是西汉时期的人物故事和盛世文明 ,来歌颂关中的新气象。东魏、北齐方面 ,继承了北魏时期洛阳文化的传统 ,上溯魏晋时期的京洛文明 ,并且和邺下士民的生活方式相结合。在大力模仿南方写作的同时 ,企图获得本土文学心理的复苏。周隋统一以后 ,原来的北齐诗人 ,一方面怀恋故国文化 ,另一方面 ,也渐渐认同于自古帝王州的周汉故地的关中文化传统。这种心理 ,对其诗歌风气的转变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朝那县城址变迁概述

笔者认为历史时期朝那县留下了四个古城遗址,根据遗址地层中建筑残件的特征,运用地层学方法对四个遗址进行断代,分别概要确认四个城址为秦汉（宁夏彭阳）、东汉至北魏（甘肃灵台）、北魏至西魏（甘肃镇原）、北周至隋代（甘肃平凉）朝那县城的遗址,认为以往关于朝那城址的争议基本都有城址的证据,但将朝代混淆了。同时提出朝那县城址以及皇甫谧故乡的争议都是因为历代城址的迁徙变迁所致,认为只有跨省区对朝那县及其他遗留城址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有效解决陕甘宁蒙毗邻地区古代城址不明的问题。     

试论中古士族濮阳宇文氏家族的兴衰

作为中国中古社会一度活跃和有影响的士族家族之一,濮阳宇文氏家族兴起于西魏北周时期,鼎盛于隋及唐初期,唐中期逐渐沉寂于政治社会。依靠政治投机取得高官,是濮阳宇文氏家族的家族个性特点。濮阳宇文氏家族的衰落与时代因素以及家族成员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作用有关。     

论柔然与北朝诸政权的“和亲”外交——以柔然、吐谷浑公主墓志为中心

政治联姻的动机是为政权之间结成联盟。东、西魏竞相结好柔然,而柔然因畏惧新兴的突厥亦迫不及待地与东、西魏和亲结盟,这些都是对诸政权之间和亲本质的最好诠释。西魏与突厥的结好,又是在应对势力强劲的柔然,邻和公主出嫁的时间与她去世的时间节点都与柔然和突厥的关系相关。柔然政权的最终灭亡,应是北齐与突厥联合绞杀的结果。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包含有柔然与东、西魏的联姻内容,也有柔然与吐谷浑的联姻记载,还有吐谷浑与原西秦王室成员的联姻信息,是解读北朝诸政权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绝好材料。     

魏碑的笔法和结体

<正> 一、关于魏碑晋室东迁,南北对势已定,南方刘裕受禅于晋,国号曰宋,自宋而齐而梁而陈,谓之南朝;拓拨珪翦灭诸胡,雄据北方,国号曰魏,人称北魏(后魏),后分为东魏、西魏,继之以北齐,而北周,谓之北朝。自公元386年北魏建立始,至公元589年南朝陈灭亡止,共计二百零四年间,南北对峙,各自为政。     

论北朝法制之改创

北朝包括五个封建政权: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政权均为鲜卑民族所建。北朝统治者抛弃南朝汉族政权重玄谈轻法制的统治手法,重视法制建设并进行了大胆改创:创均田律,发展了封建土地立法;创流刑,使封建刑罚更加规范;罢门房之诛,使封建刑罚向轻刑化方向发展;改七等刑为五等刑,确立五等正刑的新刑罚体系;创重罪十条,完善了礼法结合;删繁就简,确立十二篇目的律典结构等。北朝法制改创成功之因在于:出身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重用汉族律学家;综汇秦汉魏晋法制优势。北朝法制改创对中国封建法律由秦汉的初创到隋唐的辉煌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权 ——读《汉书》札记

通过对西汉一代大司马之职的考察,认为西汉大司马一职多为外戚所把持,是皇帝个人专权机关“内朝”的骨干。大司马之职是否专有军权与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皇帝与外戚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戚地位的上升是西汉中晚期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现象。     

钟会反司马氏考论

魏景元年间,钟会、邓艾率兵分路伐蜀。邓艾灭蜀后不久因钟会等上书被收捕。钟会到成都后起兵反司马氏,但迅速失败。钟会走上反司马氏之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司马昭周围有部分重要人士不信任甚至反对他,他也明白终不能真正得到司马昭信任,且功多之后对司马昭忧惧之心转盛,而其在蜀灭、邓艾被擒后重兵在握时又不甘心再受迫于司马昭。钟会举事若选择其他更适当时机——比如在邓艾入阴平、诸葛绪槛车征还后,即遣人联络姜维而举事——这样成功可能性会大些。     

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研究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屏风漆画,无论从美术题材的选择,还是绘画技法的运用,都传达出了浓郁的中原传统文化风尚。由此可以看出公元5世纪晚期汉胡文化交融下的平城,正流行着楷模汉家风仪、宗尚儒道伦理的审美时尚。     

北朝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对府兵制形成的影响

北魏时期,因为军事需要,各地建立了乡兵组织。但到了北齐、北周时期,乡兵组织逐渐分化,北周在乡兵基础上建立了府兵制,北齐乡兵没有转化为政府军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北方种植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在黄河流域扩大的冬小麦种植到了北朝时在一些地区逐渐萎缩,粟豆又成为该地区的主粮之一。种植结构的变化,使农民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改变,也使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一些制度发生了变化,府兵制在关中地区兴起就是其中的反映。在北朝时期,由于气候发生变化、战乱及关中地区降水量减少,冬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农民闲暇时间增多,亦兵亦农的府兵制逐渐形成。而在关东地区,由于还普遍存在小麦的种植,这一地区的兵制没有发生变化。府兵制的出现,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皇权统治与诸葛亮、司马懿的政治选择

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是三国时期的托孤重臣,两人起点相似,却做了忠诚和谋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选择。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个人因素,客观上则与两国不同的皇权统治密不可分。总体看,蜀汉皇权统治顺应了以诸葛亮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维护和发展了他们的利益,使诸葛亮满门为皇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魏皇权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司马懿为首的士大夫阶层的愿望,没有维护好甚至危害了他们的利益,最终导致司马懿家族谋逆和夺权。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