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

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     

作为“文化实践冶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类学家的“田野”不再局限于固有“方位”和实体空间,而逐步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 在网络空间中,研究者不仅是网络文化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更是对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创造者”。 作者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将网络民族志视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文化实践”活动。 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以往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较为不同。 同时,研究双方于网络空间中的“共在”,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参与度及个人情感投注等方面都发生变化。 由此,作者提出,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 此外,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更具“流动性”,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通过该研究,作者认为,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解和讨论,不仅在于了解网络对研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己。 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思网络空间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博士生“研究者”身份意识的缺失与重建

"研究者"的身份意识有利于博士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学术研究是博士生身份意识的原点,但目前我国博士生"研究者"身份意识的缺失,导致了博士生身份定位模糊、学术使命缺乏等问题出现。为此,应该大力倡导博士生以学术为志业,以此还原博士生的研究者身份,唤醒他们的研究意识。     

论批判民族志研究的困境及对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批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逐渐受到西方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研究。但同时,批判民族志也面临着声音的合法性危机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不平等关系的问题。鉴于此,批判民族志提出了自我反思、建立与研究对象的平等、互动、信任的关系以及主动帮助他们寻求公平等三条解决途径。批判民族志研究的问题及其对策对我国的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田野到文本:民族志的生成过程及其真实性反思

田野是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民族志的生成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到文本书写的过程。田野、他者、文本是构成民族志的三个重要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志的真实性。田野是人类学家选择的具有真实空间与文化想象的复合体。田野中的人类学家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与他者共同对话的个体,他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文化的自我。走出田野后的民族志书写,因时空分离、田野经历不同、多样化的书写方式而影响了民族志的真实性。     

百年来羌族民族学研究回顾

羌族民族学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其发展历程由关怀的主题为即将消逝的风俗习惯走向研究羌族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及其变迁。一方面,由于研究主题的扩大,羌族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得以发展,研究者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在方法上,也由主要依赖被访问者的口述转变到居住在社区进行参与观察以及多学科协作进行田野调查,使论证成为民族志的重要部分,这种发展趋势使得羌族民族学研究具有其独特性。另一方面,羌族民族学研究也呈现出一些需要克服的问题:第一,缺乏应有的积累;第二,不够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第三,目前对羌族的生态环境变迁、社会关系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缺少研究;第四,学界还不够重视田野参与观察法在民族学中的重要性。     

民族志文体的合法性争夺

在由科学民族志到实验民族志的转变过程中,可以认识到民族志文体的转变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基于合法性的争夺展开的关于意义阐释的权力的争夺过程.民族志文体的转变只是争夺的表征.在合法性的争夺中,争夺者总是将自身的价值与正义、真理紧密相联.导致了民族志真实性观念的转变,并在实验民族志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学文本的民族志化.     

学术研究还是民族文化?——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

围绕刘笑敢2009年3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中国人民大学梁涛、干春松教授近期发起并主持了以"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为主题的座谈会.着眼于中国哲学之为现代学科的角度,刘笑敢指出:其一,中国哲学研究应当坚持"两种定向"--既面向历史、文本,又面向现实、未来,既追求"对现代生活有价值的解释",又追求"符合历史文献的可能允许的解释";其二,中国哲学研究者具有"三种角色"--现代学科研究者、生命导师、民族文化承担者,研究者应该自觉地把这三种角色分开,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负面现象恰恰源于三种角色没有分得清;其三,中国哲学包含"两种身份"--学术研究与民族文化,两者之间存有互动,学术研究应该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营养资源,所以学术研究是更根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能推动学术研究.以"两种定向"为基础,与会者就"三种角色"和"两种身份"展开了积极的讨论,认为刘笑敢对于中国哲学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深感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学科体制之下所面临的危险,所以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但这种过于强烈的防御性姿态同时也缩小了中国哲学的格局与气象,贬低了它所具有的可能性;与会者还认为,通过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的重建,也很重要,但中国哲学未必能够完全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哲学之外还需要另一个学科--国学的支撑.     

新型主流媒体新闻身份建构:主体间性与道德共识

身份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交互与差异中建构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建构。从主体间性视角出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新型主流媒体新闻身份建构的主体是一种传者、用户及新闻角色之间交互的间性主体。主体间性身份建构的肯定性功能是实现主体间的理解,最终达成道德共识,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但有时这种肯定性功能也会失灵,由否定性功能取而代之,表现为多主体间的误解甚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