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

陈澧由于受阮元及其所创设的学海堂学风的影响,为学尊尚汉学,并在文字音训考据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研究成就。但是,由于受到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内忧外患的冲击,陈澧中年以后的治学旨趣发生转向,他一面批评汉学末流空疏无用,一面表示应该兼采宋学之长,并将学风看作扭转世风的根本之策。不过,他虽然关注时局、主张禁止鸦片、重视科技实学和工商业,但其言论与著述无非是为了发挥传统儒学中“道术”对“治术”的佐助作用,即以学术来调节社会现实危机和世道人心,而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时期所遭遇的社会总体性危机。     

论易堂文论思想的学术背景

易堂九子经世思想有着明显的史学特点。与程山七子论争之分野,表明易堂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积理＂、＂炼识＂的文论思想是易堂为纠正明末学风和探索学术新秩序的自觉实践。     

论戴景贤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

戴景贤是钱穆去台湾后的第一个及门弟子。他对钱穆学术思想的解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历史整体”的角度解读钱穆学术思想的学术特色 ,认为钱穆的学术既具有普遍性 ,又具有特殊性 ,既具有历史性 ,又具有时代性 ;二是从哲学的角度探求钱穆义理思想的根源 ,认为独特的儒学观是钱穆学术思想的核心。戴景贤的解读虽然不是全面的 ,但却是独特而深刻的。     

建安学风与文风探论

一个时代的学风,必有与这一时代文艺相贯通之处;一个时代的文艺也必然会受到该时期学风的影响。建安时期的学风在传承上介于汉魏之间,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化过渡阶段。建安文学深受当时学术思潮、社会风尚的影响。从务本、尚用、博涉、通艺等四个层面考察,建安学风与文风尤其是建安诗风之间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论陈澧经学观的形成

陈澧是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遵信乾嘉汉学,中年以后论学不分汉宋门户,强调通经致用。王懋竑和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对陈澧会通汉宋、回归孔孟的经学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

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胡适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涉。认为,与梁启超、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肯定和褒扬不同,钱穆针锋相对地对戴震为加贬抑。其“崇宋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的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     

钱穆论新亚教育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将他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在新亚书院付诸实践。他提倡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宗旨,沟通中西文化,正确处理校风与学风、求学与做人、学业与事业、事业与职业的关系。他提倡的通识教育被延用至今。钱穆对高等教育的深刻阐释为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陈澧《忆江南馆词》简论

陈澧是清代词史上的一位重要词人。参加越台词社对陈澧的创作有重要影响。有学者以为陈澧词突破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此说不确,事实上陈词正属浙西格调。陈澧词向有“学人之词”之誉,无论是从岭南词史还是整个清词史来看都值得重视,且这种特质还有功于清词词境之开拓。另外,考察陈澧词有助于对浙西词派后期的发展有更为准确的认识。     

钱穆接受的素质教育

重读国学大师钱穆著《师友杂忆》，记其中学读书事，越读越感慨。上个世纪初。钱穆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其同学中有一人就是后来的刘半农：有个小他两级的师弟，就是后来的瞿秋白；有个老师，竟是文史大家吕思勉。一个不起跟的学校，走出这么多耀眼的人。一定有其独到之处。而钱穆记录的几则师生轶事，恰可体现彼时的学风。即，讲规则，有错必究；重个性，全面发展。不拘一格。     

易代之际文人的历史困境——钱谦益和钱穆笔下的刘基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理的文人,刘基先后出仕元明两朝,其＂仕二主＂的经历被后世同处于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和钱穆两位文人先后提出加以讨论。钱谦益站在忠贰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表示同情,而钱穆则站在华夷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予以谴责,然二者却都明确指向了刘基的贰臣身份,从而颠覆了其开国功臣的形象。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是三位夷夏易代之际文人所共同面临的华夷之辨与忠贰之辨相互纠结的历史困境。     

从“钱学森之问”看当代中国教育的缺失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一时成为全国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过简单解析＂钱学森之问＂,分析中国教育现状,给出如下观点：高校体制改革,开设创新教育课程,创新思维模式培养、渗透,是解决问题直接而较简单的办法,但仅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导向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策略,具有深远意义;但从教育的本质来看,从人类心智的发展规律来看,学术自由,启发心智培养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解决问题之道。     

从本我的释放到向超我的皈依——简论《倩女离魂》中倩女形象的悲剧属性

元杂剧《倩女离魂》在看似“大大庆喜”的表层下隐藏着侍女深刻的人生悲剧。一方面,指腹为婚、母亲逼婚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女性在社会身份和地位上所受的重负。另一方面,身魂分离则显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后本我的释放和人格的扭曲分裂。大团圆结局更是自我与本我在强大的道德理念的束缚下向超我的屈从和皈依。     

吴骞与《临安志》研究

吴骞是清代著名徽州籍藏书家,一生藏书无数,曾建造拜经楼以藏书。《临安志》为吴骞藏书的精华,其也曾以此为荣。通过对《临安志》的收藏,吴骞与黄丕烈、陈缱等人频繁往来,互相借鉴、诗文唱和,从而构成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吴骞去世后,其所藏《临安志》开始流散并被递藏：其中,（淳祜）《临安志》被陆心源递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成淳）《临安志》被丁氏递藏,现藏南京图书馆;（乾道）《临安志》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序跋：理解陈寅恪学术理路的一种向度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藉此也可更深入地理解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并呈现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陈其泰“红楼梦回目拟改”的得与失——兼与顾鸣塘先生商榷

清代《红楼梦》评点家陈其泰曾对《红楼梦》的回目加以拟改，但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顾鸣塘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陈其泰”词条中专门对其《红楼梦回目拟改》进行了评述，认为它“多为败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却认为，虽然它对个别回目的拟改值得商榷，甚至是败笔，但对大多数回目的拟改还是有道理的，不仅丰富了《红楼梦》研究的内容，而且还体现了陈其泰对《红楼梦》研究的真知灼见，是对红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陈三立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陈三立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发轫阶段、发展阶段、深入阶级。学术界在陈三立的诗歌艺术、文学理论、文化观、文学地位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总体来说仍然相当薄弱。     

束缚或自由——论两部小说中“房子”的象征意义对照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是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六部著名小说之一,表现了意大利下层人民对于自由、爱、真诚的理解与英国中产阶级的保守、抑制、虚伪的生活环境之间的矛盾.维·苏·奈保尔的小说作品多以后殖民世界移民的漂泊性和无根性为特点.他的代表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描写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生对于“房子”的追求,体现了多重文化身份的移民对于自由空间和归宿的向往.通过对两部作品中“房子”不同内涵及其象征意义的探索,即“房子”一方面是自由、地位、尊严的象征,另一方面代表着禁锢、守旧、窒息的环境,结合象征主义原理,说明两部作品采用相同的象征手法,却反映了截然不同的主题、价值观及社会历史背景.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