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中的叙述者——论废名小说中叙述者的游戏叙述策略

废名的叙述中,对文体界限的突破,对叙述规范的逾越,对别扭的叙述话语的刻意选择,及其文中扑朔迷离的“花园路”句子,破绽百出的语法,随心所欲的叙述风格,都充分显示了其游戏精神。隆重的叙述仪式与并不隆重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给了读者反省的空间：在超越了情节与离奇不经的生活之后,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让我们困惑.同时,废名的叙述者出于一种安全选择的叙述策略,刻意暴露自己和隐藏自己,以求获得一种叙述的安全感。     

究竟谁是“第三人称叙述者”?

"第三人称叙述"是个学界普遍接受的非常常用的术语,在学理上却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任何叙述声音源头,只能自称"我"。所谓第三人称叙述,实际上只是尽可能不说到自己的叙述者,因此有一些理论家认为第三人称叙述根本没有叙述者。这就必须到对叙述者的根本形态中寻求解答:叙述者经常在人格与框架形式之间互相转换。哪怕在叙述框架中,叙述者也会用各种人格方式冒出来说话。因此,第三人称叙述,是一种框架叙述方式,是叙述文本的底盘,在这个框架内,各种叙述主体以不同方式杂糅,都会发生。     

话语的艺术——论废名小说《桥》的叙述策略

通过对废名经典作品<桥>的叙述学分析,考察<桥>的叙述文本、叙述者、叙述时间,从一个侧面阐述<桥>的话语结构特征.同时也对<桥>内容和形式的独特性成因作一定的探索.     

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

丧悼哀毁习俗将哭悼伤身毁颜与否,作为人格评判尺度,叙述模式还将丧悼主体充分儿童化.以往较多注意到儒家伦理纲常对丧亲者恪尽孝道的影响,这之中还有道家返朴归真思想,力求以古朴真淳的亲亲之情面对人生变故.叙述者在一种精心选择的框架中体现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该习俗成就了悼祭文学主题,而文学主题超文史性叙述模式经久活跃,对相关民俗心理、行为的嗣续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戏剧中的叙述者

新时期以来,有学者对戏剧进行了形式主义的研究,其方法论借鉴于叙述学。叙述学是通过对小说的分析而总结出来的文学理论。在分析戏剧的叙述形式时,直接套用叙述学的相关理论是不恰当的,其应用时需要经过一定的转换。在小说文体中,存在两类最重要的叙述者类型:第一人称叙述者和第三人称叙述者。其中,第三人称叙述者只存在于直接引语中,此时的全知叙述者沉默或者隐蔽,将叙述者的功能转让给了他(她)。同样的,在戏剧文体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可以对应于小说中的全知叙述者。第二文本的叙述者作为戏剧故事之外的叙述者,叙述戏剧人物的外貌或心理状态等情况。在大部分戏剧文本中,第二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沉默的,而戏剧中的人物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承担了叙述者的功能。     

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它与叙事视角一起构成了叙述.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同时,鲁迅创造性的采用了叙事者的话语干预来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与情感倾向.《伤逝》中叙述者的独特运用体现了鲁迅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革新和开拓.     

面具人格:格列佛与约里克形象塑造的一个范例

《格列佛游记》与《多情客游记》在面具人格手法的运用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格列佛和约里克都被作者精心打造为不可靠的叙述者;两人都经常标榜自己的优秀品质,但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角色的行为自相矛盾也暗示叙述者有时是武断的;角色道德品质的削弱也使叙述者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两部作品的比较为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18世纪小说中面具人格的运用提供了素材。     

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叙事策略浅析

文章从叙述模式、叙述者角色定位两个角度探讨了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的叙事策略一是探讨作品在叙事视角转换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灵动的叙事风格,二是从隐含作者、现实作者和叙述者三者的相互关系中阐释作者对叙述者的角色定位.     

试论《洛丽塔》的叙述框架

纳博科夫在《洛丽塔》中运用了类似于中国套盒式的三层叙述框架:叙述者纳博科夫、约翰.雷博士和亨伯特.亨伯特分别处于故事外叙述层、故事内叙述层和元故事叙述层,但使用的目的和效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套盒的结构现实主义。纳博科夫利用三位叙述者使自己远离小说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故事,但同时又在每个叙述层上设置有类似特征的叙述者并把他们同作家自己混同起来,以增加阅读、理解和阐释的难度。     

小说的知情叙述者及其叙事优势

知情叙述者,是对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进行考察而提出的概念,“他”与叙述对象有着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由此决定了他的知情身份,并区别于全知叙述者、隐含或显露叙述者,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性质和叙事作用。知情叙述者叙事,实际上是一种跨界叙事,不仅融合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长处,而且在叙述的可靠性及人称转换的便利性上表现出特有的叙事优势。     

废名对古典诗传统中“想象”的再发现

废名在重新考察古典诗传统时重新发现了“想象”的重要性,并重新发现了梦、典故的联串、自由联想等想象方式,这正是废名自身诗歌建设经验的折射,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中想象力量的再发现,也启示了新诗自身的建设,是对“五四”以来一直占据主流位置并且同一时代仍在盛行的写实倾向的反拨。     

重“事实”的现代散文观——谈废名散文观的特质

废名提出"重事实"的散文观念,发展了周作人的小品文观,产生以"隔"为特色的散文风格。辨析废名和周作人师生之间"隔"的异同,可窥其"重事实"散文观内质是重灵感、崇自然。废名从六朝文总结出"乱写"的技法,推崇无意为文,重内在灵感之线索。二者共同形成废名散文独特的"隔"之美学风格。     

废名小说的童贞倾向

废名小说具有浓厚的童贞倾向,这种倾向源于创作本性与他的文艺主张的天然契合,同时也 是他的人生追求与宗教情怀的独特表现。     

论“抒情”的介入与“五四”短篇小说的形式革新

五四时期的作家,由于面对酷烈的社会现实,大多选择以倾诉作为短篇小说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讲述变成倾诉,短篇小说侵入了诗的范围,这是五四短篇小说的一大创举。不过,因作家个人体验及抒情的心理动因各有差异,这些小说在表现方式上千姿百态、个性斐然。最能体现出五四时代特征的抒情短篇小说形式,当属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主观宣泄式、庐隐为代表的日记书信式、鲁迅的手记式、废名的田园写意式等。抒情的介入,使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重心发生了彻底的颠覆。     

梦中的田园——论废名、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母题

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中都渗透进了“梦”的成分,以对人性美的充分展示,营造起“梦中的田园”。废名的田园中藏匿着禅趣,沈从文的田园呈现出“神性”。相比之下,狭窄者个人体验开出了绚丽的花,宽广者承载起理想的“人生形式”。二人的“恋梦情结”表现为出离红尘的沉迷和梦境难圆的悲凉。写梦手法:一偏重蕴蓄禅趣,一偏重呼唤真情;一刻意制造“间隔”,一执著追求“融通”。“梦中的田园”价值在净化心灵、陶冶情操。     

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但是从现代隐逸派和现代隐逸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加之其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先后两次隐居,是现代隐逸派的忠实实践者.在文学上,他创作的《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田园世界.在废名的小说中,桥、塔、坟等意象都具有隐逸的哲学意蕴.他塑造的人物如小林、莫须有先生、陈聋子等人也是废名隐士人格的外化,是隐士原型的变形.废名的这种语言和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沈从文.从周作人到废名,从废名到沈从文,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又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可以说,废名在现代隐逸派,在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废名小说中的儒家文化意识

儒家文化渗透在废名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构成作家精神生命的根底。儒家的现世意识、忧患意识和大同精神贯穿废名小说创作的始终,并对其文化价值取向起了内在的制导作用。     

“俗”的回归与超越──—论废名后期的禅化创作

废名创作后期受慧能禅影响深远，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还“俗”的倾向。在意义取舍、艺术境界的营造以及艺术的表达上分别表现为非念亦非非念、非实亦非非实、非言亦非非言的超然态度。     

论石舒清文学观的“转变”

“死亡叙事”成就了石舒清。今天看来，它是有一定的叙事模式的，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在把文学内敛化、心灵化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停留在了自我的小世界内，形成了对外部的障眼。“日常叙事”打开了石舒清的眼界，但打开的同时，如何把认识论转化为文学实践，在文学创作中似乎仍然成为他的问题。     

论废名小说艺术境界的三层空间

废名小说的艺术境界有着独特的空间结构:有的来自现实生活空间,是社会生活的实录;有的诗化、田园化风格浓烈,带有明显的理想色彩;有的介于两者之间,在梦想的书写中带有现实的阴影.因此,我们将废名小说的艺术境界分为三层空间--现实空间、过渡空间、理想空间,以更深刻地体会废名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和小说创作的丰富性与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