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制度变迁的适切性分析

制度变迁实即制度创新。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适用制度变迁理论在当前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促进公共管理绩效的提升。但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的辩证关系,促进“效率行政”向“民主行政”的转变。     

试论当前行政法制度的变迁——从两起个案谈起

“孙志刚案”和“周一超案”反映出当前行政法制度变迁中“消极应变”的倾向和特点。笔者认为,这种制度变迁存在缺陷,应实现其向“积极适应型”制度变迁的转变:塑造“以人为本”的行政法文化,建立健全系统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完善上访制度及其与舆论监督制度的结合,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以推进制度建设的系统化和连贯性、推动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在行政法行为及程序中的适用等。     

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目标悖论”

从中国住房制度变迁的历程来看,由于住房制度变迁不同阶段制度背景的变化,形成了各个阶段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为目标。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正因为政府有“经济人”的特点,相当于社会整体而言,明显的体现了诺思的国家悖论和政府机构代理人悖论现象,本文分析了中国住房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目标悖论”现象。     

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由于“公有民营高科技企业”和“民办民营高科技企业”在产权制度演变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特点 ,因此在向股份制变迁过程中 ,前者应选择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后者应选择诱致性制度变迁 ,并通过后者带动前者以突破公有民营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诺思悖论”。在两类民营高科技企业的产权制度变迁中存在不同的难点 ,针对这些难点 ,本文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论税收制度与会计准则的协调

新实施的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使我国“税、会”的制度摩擦增大,加大了“税、会”制度协调的压力。本文通过“税、会”制度摩擦分析框架对各国“税、会”制度协调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使“税、会”制度摩擦成本较大,需要在新一轮税改中积极与会计准则协调来减少制度变迁成本;提出通过企业所得税制、流转税制与会计准则协调,减少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成本。     

中东欧的制度变迁探析

1989年剧变之后,以“欧洲化”、“民主化”和“市场化”为目标的制度变迁成为中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休克疗法”, 是中东欧等转型国家在转型前十 年所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也是导致其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衰退的十年”的重要因素。中东欧的制度变迁,本质是旧制度瓦解、新制度产生的过程,而欧洲一体化进程为其提供了破旧立新的“制度供给源”。中东欧的制度变迁过程目前远未结束,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的制度创新之路,是其走向未来的惟一出路。     

制度学理论与苏（江）南学的拓展——评王玉贵《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制度绩效》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式制度在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宏观层面和表现形式上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微观层面,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的影响更为重要;以制度学派理论为指导,深入考察人民公社时期的苏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可以拓展和深化“苏（江）南学”的研究。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历史审视——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

审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历程,整个改革在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材、评价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制度性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元评价、多样培养理念及其文化的构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学英语教学仍需进一步改革:教学目标需重新定位,教学模式亟待进一步完善,教材面临新一轮革命,评价方式有待优化。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制度变迁过程中,“相对价格的变化”仍是其制度变迁的重要源泉,“强制性”与“诱致性”的混变构成其制度变迁的方式,“单一”到“多元”则是其变迁路径。       

从个案探析农村保障制度变迁的方向

新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从以集体经济为主体到以家庭保障为主体的变迁过程。文章从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和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分析中得出,单项制度供给应把“刻意设计”与“自发创新”相结合,提出从交易成本最低、帕累托改进最强的制度入手,扶持制度内生变迁动力,突破城乡二元保障的路径依赖,保持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的制度变迁方向。     

西部地区制度供给的"稀缺性"研究

制度是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变量。西部地区存在制度供给“稀缺性”现象 ,其原因在于西部内敛的、超稳定结构的文化及环境特征 ,以及政府的制度供给力度不足。解决制度“稀缺性”问题有赖于政府力量的加强和西部地区学习能力的提高。制度变迁离不开社会发展质量的作用。当前西部地区制度创新的方式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 ,诱致性变迁为辅 ,但最终必须逐步转变为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来确立西部制度供给的主要内容     

WTO与"后立法时代" 的中国立法

本文阐述并分析了 WTO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对中国立法的影响 ,指出 WTO时代的中国立法应当走出“挑战——回应”的立法旧模式 ,向“回应——创新”的变法新模式变迁 ,以“变法”为契机推进制度创新及制度变迁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可持续性的立法推动力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人文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作用.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来看,人文知识分子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引导观念转型,最终促成了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从制度变迁的模式来看,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政党核心力量参与领导制度革命和献身社会改良.同时,这一群体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包括身份的“双重性”、乌托邦情节以及受文化变迁的内敛性制约等等.     

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百年变迁的历史逻辑——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百年发展是一个逐步现代化的历史过程。采用新制度主义的“历史分析”与“结构分析”范式以及“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解释框架,对该历史演进过程与发展轨迹进行分析,可将其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与改革期”三个时期以及“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缓慢转型、激进式制度变迁的生存与回归、制度断裂、渐进式制度变迁的适应性再生产”的发展脉络。环境变迁与国家主导影响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生成及实践,行动者的观念认知是制度变迁的动力,集体行动与认知制约导致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仍面临如何实现类型发展、如何实现合作共治、如何实现特色发展以及如何加强制度供给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决定着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非正式制度与生态环境变迁互动关系研究——以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变迁为例

生态环境的变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非正式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变迁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响应”,同时非正式制度也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变迁。该文结合塔里木盆地居民特有的习俗和生态观念分析非正式制度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提出人们应从培养生态观念、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等方面入手,来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解决冗员成本难题的探讨

冗员问题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解决冗员问题的措施 ,尤其“下岗”进行了全新的分析。认为冗员的解决过程就是劳动就业制度变迁过程 ,冗员问题一直难以解决的根源在于没有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劳动就业制度变迁成本来源 ,并指出划拨部分国有资产作为劳动就业制度变迁成本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浙江传媒业60年转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建国60年来,浙江传媒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实现了从意识形态型传媒到事业型传媒再到产业型传媒的演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受益于媒介制度的创新,既是其所置身的媒介环境变化的结果,也离不开媒介制度创新主体的作用力,政府规制更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模式来看,它是一种“政府规制型“与“需求导向型”相结合的变迁方式,既表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又有诱致型制度变迁的特征。这两种制度变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并决定了浙江传媒业的变迁路径。由于传媒业特殊的二元属性,浙江传媒业的转型与变迁还带上了较为鲜明的区域与行业特征。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式

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转轨方向与发展速度有“激进”和“渐进”两种 ,但“激进”与“渐进”本身并不是原则问题 ,重要的在于什么方法符合本国国情。支持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非正式制度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制度继承和制度扩散。由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制度是彼此依存、相互联系的 ,因此制度变迁必须注意新制度与制度环境的“磨合期”协调适应和“嵌入”式创新。“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典型性已有趋同化倾向 ,改革的实践还待日渐完善、合理     

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动因及启示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性制度，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具有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的变迁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产权合一”、集体化时期的“两权分离”、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权分离”和新常态以来的“三权分置”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农地制度变迁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现实环境约束以及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产权演变存在短期强化和长期分割的相互交织，演变目标则在共时和历时上都呈现多重性特征。未来农地制度的变革应当根据环境约束调整发展战略，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稳步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40年农业机械化发展与制度变迁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研究表明,市场需求诱致性变迁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共同作用是推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农业机械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原因。展望未来,“增机减人”的趋势不可逆转,国家仍将加大对农机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并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依循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思路,当前推进农机化发展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聚焦绿色发展,加强“两个融合”,强化公共服务。     

新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制度变迁考察

新中国公共政策的民众参与制度经历了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以政治运动为特征的公共政策“人民参与”机制，改革开放至今的以非制度性参与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的“市民参与”机制两个阶段。强势分利集团的非制度性政策参与导致了制度性政策参与成本的高昂，使得当前的公共政策参与机制存在着进入诺斯路径依赖Ⅱ的危险。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制度的意义明确揭示未来应以制度性参与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机制作为制度变迁方向。这有赖发轫于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与民间诱致型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变迁路径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