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及其意义

《离骚》称经,淮南王刘安已肇其端,王逸《楚辞章句》以五经比附屈骚,屈骚被奉为经典.刘勰论楚辞为"辞赋之英杰",屈骚之为辞赋的观点被广泛认同,但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并没有中断,到清代更是达到了高峰.王逸最早以"依经立义"的方法阐释骚旨,到清代发生具体而深刻的变化,促进了骚旨阐说的发展.屈原由东汉初期的"妙才",到清代的"圣人之徒",完成了由文到儒的身份转变,同时屈骚"诗教"从"讽谏""寄托"说,到南宋朱熹形成"忠君爱国"说,到清代又完成"忠孝"说,至此屈骚"诗教"与五经教义完全吻合.清代屈骚阐释的"说经话语"和"经传体例",从形式上阐扬了屈骚"并驱六经"的地位.清人屈骚的经学化阐释,加强了屈骚的经典位置,促进了楚辞学在清代的全面发展.     

论萧统《文选》中的楚辞批评

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备受汉魏六朝文人的关注与推崇,大文选家萧统也不例外。萧统的《文选》以文代评,以"选"文的方式表明对楚辞的批评态度。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他把楚辞归为文学之列,并自觉地将骚、赋独立标目,确立楚骚文体,推崇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人之文",而且重视楚辞的辞采、内容,还深入触及《楚辞》的情志等问题,对骚体文学的特征有了新认识,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从中亦可窥见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     

重文轻术 附依以传——论《文选》骚类与唐代文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唐代,由于文人重文轻术以及诗文革新运动刻意贬抑楚辞,楚辞学在唐代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在此形势下,《文选》骚类对唐代楚辞学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唐代文人如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李贺、皮日休等对楚辞的接受大都受到了《文选》骚类的影响。     

变骚与反骚:朱熹对李白《鸣皋歌》的论述与扬雄赋之对读

朱熹晚年依仿晁补之重编了《楚辞》系列,展现了朱熹意欲重现屈《骚》经典的辞赋学价值取向,以及通过更新赋篇选录与道学相关论述来体现经史观照取向。《楚辞后语》中朱熹沿袭晁氏收录《变离骚》的形式,选录了李白骚体辞赋《鸣皋歌》,然而朱熹重新以贬黜眼光将《变离骚》安置于《楚辞后语》中,以审视扬雄此赋对于屈《骚》经典及其君国纲纪违忤及亵渎,并涉及扬雄由汉投效王莽新朝的评价;在朱熹的经史观照下,李白《鸣皋歌》有继踵屈《骚》忠君爱国,却被谗见放的比兴情志,虽然李白曾入幕永王璘,朱熹目为文人报国情深。赋中寓托了李白"忠君爱国"之旨谛,从而为向以傲岸不羁的诗仙平生形象、重新赋予兼济君国的士臣情志埋下了伏笔。     

《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的文献价值

向来治骚者所据版本主要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补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各篇小序中的矛盾与牴牾之处,治骚者已有所察并有所论,但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尚有待深入。从《文选》本骚类作品八篇小序中,可见补注本《楚辞章句》的版本问题;《文选》原本录有王逸《楚辞章句》的八篇小序,尤刻李善注本则基本保留了其原貌的文献价值。补注本《楚辞章句》中矛盾牴牾的原因,主要是多篇小序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楚辞章句》成书之后,还存在一个不断增补的问题。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刘勰《辨骚》平议

刘勰《辨骚》的学术基础是两汉的《楚辞》学。汉人对屈原及《楚辞》的评价虽然有褒贬两端,而皆以儒家经义之旨为准绳,往往失之于偏颇。刘勰始从经学中挣脱出来,多着眼于文学加以评骘,是其进步之处。《辨骚》列举十一篇《楚辞》作品之名,对于考辨六时期《楚辞章句》十一卷本,极有文献价值。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致力于建构新楚辞学的一部厚重力作——读毛庆研究员新著《屈骚艺术研究》

从学术史进程来看,楚辞学发展正在迈向新阶段,即从传统楚辞学转向新楚辞学建构,并且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毛庆研究员的新著<屈骚艺术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厚重力作.该著以建构新楚辞学为标向,以开拓创新为要求,对屈骚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精于声训 他山攻玉——评何剑熏其人其学其书

《楚辞新诂》乃何氏五十年治骚的结晶,亦凝聚师弟参与的心血。《新诂》重于考据、文字、音韵和训诂、校勘之学,尤精于声训,往往因音得义,精见叠出;以王逸、姜亮夫二家为基础,甄别诸家,多有补证、圆通、驳难;借助天文学、地理学、民俗学、考古学知识,破释《楚辞》疑难;过份推崇高邮二王、俞樾,亦有动辄“通假”、随意破字之局限     

陆云"作赋以言情"的赋论观及其 《九愍》 的创作

"作文解愁"与"作赋言情",是陆云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与辞赋观念。而遥承楚辞"发愤以抒情""忧与愁其相接"的抒情传统,且与晋人"深情"的文学风尚及陆云兄弟坎坷悲凄的人生经历相联系,陆云所谓"作赋以言情"之"情",更偏重于"生于愁思"的哀怨"愁情"。这种"言情""解愁忘忧"的文学观念体现在《九愍》等辞赋创作中,又普遍表现出既哀悯屈子又充满个人迁逝之感与生命之悲的悲愁情绪,从而具有浓郁的楚骚余韵。     

“今”“古”之争:四川国学院时期的廖平与刘师培

晚清今文学复兴及由此引发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乃近代知识与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环节,以经今文学为大宗的"蜀学"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中心之一.民国初年成立的四川国学院,名师云集,今古文大师廖平与刘师培角力于此,更是近代学术史上少见的文化现象.抽绎出廖平与刘师培这段民初经今古文碰撞的学术线索,有助于明晰近代"蜀学"的走向以及刘师培学术转变的实情,进而勾勒经今古文学在民初的渊源流变.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以己注骚,以骚注己——论谢济世《离骚解》的“感遇情结”

谢济世的《离骚解》在清代纷繁的楚辞注疏中不同于其他众多注本,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始终萦绕着浓郁而独特的"感遇情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谢济世"以己注骚",用自己的忠贞之心为独特的注疏视角,所见所得颇具独特创见,既由己推人,断定且坚信凭屈原忠义大节,定不能背君而"去国",并以此作为解读《离骚》的推理前提和论证依据;又"落实"文本注疏,以"现实化"的内容和形式,解读《离骚》"超现实"的想象。另一方面,谢济世"以骚注己",这种解读方式有着特定而深厚的形成机制;"以骚注己"具体表现在谢济世通过注解《离骚》,感怀自身坎坷"身世",表达爱国怀忠情志,并隐喻自身对于现实政治和出路的思索与探求。     

简论《白吟浪》

《白吟浪》由八百里洞庭的“水”文化浸润而成,这种带有对天（水）人关系的哲思,是作家的一种彻悟,表现的是对洞庭湖乃至大自然的敬畏。《白吟浪》在艺术美质上传承并修复了楚辞遗韵,一方面显示出在奇特迷离的浪漫境界所张扬的放旷高蹈的精神,另一方面它又是一曲关于生命的诗意歌谣,其中关于生命的隐喻和象征印证了楚骚艺术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     

屈原遇知音《楚辞》有妙用和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附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