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制度改革与企业制度性成本

政府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因此，本文尝试实证检验商事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文以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企业开办时间度量企业制度性成本，实证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约18%的开办时间。这些发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也是稳健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与政府提出的开办时间降低一半的目标相距甚远。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策落地执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是未来商事制度改革仍需努力的方向。     

商事制度改革与市场主体进入率——数量竞争还是质量竞争

本文考察商事制度改革的宏观经济绩效。在理论上，本文认为，商事制度改革的质量才是影响市场主体进入的重要变量。在实证上，本文采用广东省177个区县的调研数据，构建度量商事制度改革的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检验本文的理论假说。实证分析发现，尽管分别考察改革措施数量和改革质量的宏观经济影响时，二者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同时考察二者的影响时，只有商事制度改革的质量指标才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商事制度改革质量提高10%，市场主体进入率将显著提高0.384个百分点，提升幅度约为1.8%。本文的发现揭示了，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旨在提高改革的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有关改革的发文数量。     

进入规制强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进入规制强度是影响市场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实施有效的进入规制改革有助于优化政府职能,提高营商便利度。以行政审批时间和审批费用作为进入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以创业发生率和创新型创业率作为创业质量的代理变量,采用2009—2018年世界银行和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的相关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入规制强度对创业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进入规制强度对创业质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降低行政审批成本可以显著提高创业发生率,缩短行政审批时间可以显著提高创新型创业率。这种抑制效应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在高收入国家,开办企业的行政审批时间对创业发生率和创新型创业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中等收入国家,开办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对创业发生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应进一步放松进入规制,重视进入规制改革的长期性特征,根据不同地区的创业类型设计好具体改革内容,促进创业质量的全面提升。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留抵退税”与企业绩效：机制与异质性——基于“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利用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及其机制,得出如下结论：整体来看,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有利于企业的经营活动,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政策实施通过增加企业投资、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以及“效率工资”渠道提高了企业绩效;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实施对销项税额较大的企业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对于销项税额较小的企业实施效果显著。因此,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使增值税链条更加畅通,有助于避免由于政府占用企业资金而导致的税收中性偏离,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进一步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提高留抵退税水平,对于我国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SARS防治无效成本的制度经济学反思

2002年底SARS在中国的首度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2003年在中国的大面积爆发与蔓延却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中国在防治SARS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无效成本,这本质上是我国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偏颇的集中反映,是制度性失误的成本。在现有制度约束下,政府、企业和居民等主体的不当行为直接生成了现实的无效成本。以SARS事件为鉴,我们应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从转变政府职能切入,重构现存的公共卫生制度和危机管理制度应该是后SARS时期政策改革的着力点。     

税制改革、企业成本与企业资源错配

要素资源有效配置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而减税降费政策是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手段。企业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显著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率水平，进而使得企业资源错配状况得到改善，而且企业成本加成能力提升将有利于增强上述政策效果。因此，应保持减税降费政策的连续性，加快实现减税降费措施的落地实施，同时提升企业成本加成能力。     

新中国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制度变迁考察

新中国公共政策的民众参与制度经历了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以政治运动为特征的公共政策“人民参与”机制，改革开放至今的以非制度性参与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的“市民参与”机制两个阶段。强势分利集团的非制度性政策参与导致了制度性政策参与成本的高昂，使得当前的公共政策参与机制存在着进入诺斯路径依赖Ⅱ的危险。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制度的意义明确揭示未来应以制度性参与为主导的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机制作为制度变迁方向。这有赖发轫于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与民间诱致型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变迁路径得以实现。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研究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完善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并对国有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和效果。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决策流程,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绩效。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降低国有企业治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显著,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其边际效应呈递增态势。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中,企业需要不断强化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降低多层次委托代理诱发的治理成本,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政府应从外部监管机制上强化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     

落后地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绩效研究——基于天水市的分析

以天水市财政支出结构为依据,对天水市行政成本支出及其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天水市政府属于低成本-低绩效类型。低成本制约了政府绩效的提升,制度外成本和隐性成本增加了无效成本,政府转型和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制度性问题依然存在等问题,是导致落后地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绩效低下的主要成因。为此,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必须适度增加行政成本;推行绩效管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程,提高政府能力,降低无效成本;发展第三部门,构建多元社会治理结构;不断完善与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相关的制度,力求成为适度成本-高绩效政府。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行为——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研究

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机制。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创新水平，并且不仅体现在创新投入上还体现在创新的结果产出上。机制检验支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信息质量渠道，但是经营杠杆渠道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型公司中更为显著，并且其效果随着公司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以上结论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政府不仅应竭力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税支持力度，努力降低企业面临的转型成本，激发数字化转型对于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同时还应秉持分类管理原则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与不同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     

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分析及完善措施

农村土地流转是对农地产权的再分配,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经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土地流转补贴政策有利于扩大农地流转规模,提高转出土地农户的土地租金收入,降低大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增加小规模经营者转入土地的成本,从而产生大规模经营者对小规模经营者的“挤出效应”,并降低大规模土地经营者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地方政府应在国家的引导和规范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农地流转政策;补贴项目倾向于选择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但社会效益高的项目,适度规模经营项目和农户间流转项目;并积极发展中介组织以提高农地流转效率。     

高端产业发展推进经济转型的理论机理与地方政府制度选择——以青岛市为例

以青岛市为例,从地方政府制度选择视角对高端产业发展推进经济转型的机制机理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先进制造业是高端产业的主体,高端产业发展受税收、公共品供给和政策环境等制度选择变量的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应当鼓励自主创新,引领高端产业自主发展;创新体制机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吸引产业要素聚集,降低高端产业发展成本;促进高端产业集聚,大力推动经济转型。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效应三个渠道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而融资约束阻碍了这种影响。     

中国电信资费规制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

本文对建国以来中国电信资费的规制制度进行四个阶段的划分,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资费政策和资费内容以及用户规模的发展。从实证数据上分析了每个阶段中国电信企业的经济效益,计算了电信用户每个阶段末期的固定通信和移动通信资费的市场平均价格,并对规制机构进行了管制成本趋势分析。得出了中国电信企业、电信用户和规制机构的利益在规制制度变迁中是保持增长的结论,中国电信资费的规制制度变迁是属于帕累托改进的,它不仅激励了电信企业的竞争与发展,提高了电信用户的利益,而且降低了政府实行管制的成本,有利于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金融市场竞争、政府干预与僵尸企业

基于识别出的僵尸企业，探究金融市场竞争和经济上分权而治的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动机越强，当地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越高；地区金融市场竞争水平的提高能显著降低企业成为僵尸的可能，但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汲取显著削弱了金融市场竞争的有益作用，间接催生了僵尸企业。因此，打破政府、银行、企业间的共生关系,促进金融业内外开放和金融脱媒，推进僵尸企业去杠杆和分类处置等是化解僵尸企业困境的关键，而构建诸如基于包容性财富等的可持续增长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摒弃以恶化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做法，则是铲除僵尸企业形成土壤的制度保障。     

智能化转型与劳动力成本粘性——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文本挖掘法构建智能化转型水平指数,实证检验智能化转型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智能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且抑制效应具有持续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智能化转型主要通过纠正管理者乐观预期、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以及降低调整成本来抑制劳动力成本粘性;智能化转型对企业普通员工劳动力成本的调整影响显著,对高管人员的影响不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智能化转型的作用更加明显。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与企业盈余管理

以国家2018年实施的“财税[2018]70号”文件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分析、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和更换被解释变量等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动机和压缩管理层的盈余操纵空间发挥作用。拓展检验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抑制盈余管理的作用在民营资本控股、高科技行业和税收征管强度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结论从理论上拓展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范畴,从实践上提供政府持续推进增值税留抵改革的建议。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使用2014—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为完善中小股东内外部保护制度、拓宽其参与治理渠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中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探源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从本质意义上理解,中国自汉代就有商事登记的规定,以后历代均有类似规定,但若与西欧国家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相比,这些规定多只具有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外部特征,而缺失近现代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以商业为本的精神,直至清末,才有了与近现代意义商事登记同质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