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抗蒙第一记功碑——龙岩摩崖

龙岩摩崖记录了南宋末年抗蒙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龙岩城抗蒙保卫战.作为南宋政权的南部军事重镇,龙岩城从修筑到最后被蒙军攻破始终受到当时国家政权的高度关注.龙岩城抗蒙保卫战的胜利揭开了南宋末年抗蒙战争阶段性胜利的第一页,为扭转战争态势,推迟南宋的灭亡起到了重要作用.     

遗留在川西的唯一宋蒙战争遗址云顶城

云顶城位于四川金堂海拔968米,相对高度513米的云顶山巅。它东与炮台山锁江相望以扼沱江金堂峡江防;西控成都平原以拱卫成都;南凭水磨河之深谷险水以临怀安军通往成都东山五场之通道;北恃危隘高定关与小云顶山互为依托而控成都至潼川府之孔道,实扼成都东面之门户而为东西川之要冲。宋代建国之初,即以此地形势险要而于山下建立怀安军,以使东西川有事皆可扼之于此而不得越境以西东,使之成为东西川之锁钥。南宋末抗蒙战争中建城于此,确有卓见远识。 云顶城是由于南宋末年宋蒙战争形势需要而筑设的。公元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以后,蒙     

宋蒙(元)之战中的夔州

夔州作为南宋夔州路首府,乃宋蒙(元)战争中南宋诸路首府之最后沦陷者,其战事之久、抗击蒙元之坚决,实堪宋郡之表率。元军占领夔州,基本完成对南宋疆域的征服,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步伐。了解宋蒙(元)夔州战争,对研究南宋后期川东抗蒙(元)历史意义重大。就宋蒙(元)之战中夔州宋军战备状况、夔州战事本末、支撑夔州长期抗蒙(元)诸要素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揭示宋蒙(元)夔州战争真相。     

宋蒙（元）之战中的夔州

夔州作为南宋夔州路首府,乃宋蒙(元)战争中南宋诸路首府之最后沦陷者,其战事之久、抗击蒙元之坚决,实堪宋郡之表率.元军占领夔州,基本完成对南宋疆域的征服,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步伐.了解宋蒙(元)夔州战争,对研究南宋后期川东抗蒙(元)历史意义重大.就宋蒙(元)之战中夔州宋军战备状况、夔州战事本末、支撑夔州长期抗蒙(元)诸要素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揭示宋蒙(元)夔州战争真相.     

反映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元斗争的几件历史文物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春,崛兴于我国北方境内的蒙古(1271年改国号元)贵族,正式发动了对宋朝的大规模战争。此后四十多年的时间,蒙古(元)与南宋之间战争频繁,直到公元一二七九年元灭南宋。 在宋、蒙长期战争中,四川地区是蒙古贵族军事进攻的重点。战争伊始,蒙古军队即大     

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阵法及其影响

北宋自太宗朝起,统治者就对阵法高度重视并不断加以建设,以期取得对外作战的胜利。北宋末年,当政者抱残守缺,以防范武将为己任,最终酿成靖康之祸。南宋初年,宋高宗企图通过继承和沿用北宋诸帝授阵图的传统,实现“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然而在消极防御国防战略和“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的影响下,阵法创制流于形式,预授阵图成为统治者控制武将的重要手段,在战场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南宋武将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控制,并自创适合与金军作战的阵法,取得了战场上的胜利。宋金议和后,“将从中御”的祖宗家法再次发挥作用,南宋初名将云集的局面不复出现。     

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事迹考 论

李宗勉早年长期在两浙西路基层任官,后于宋理宗朝嘉熙年间入朝为相,宋理宗朝前期为南宋、金、蒙古三方政权鼎力、交替之际。李宗勉意识到了蒙古的崛起对南宋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李宗勉的主要事迹均与御蒙有关。针对山东红袄军在南宋、蒙古之间的时纳时叛,李宗勉认为山东红袄军并非忠义,实为盗贼,在南宋一方并不可靠,切并不可招抚并加以利用。针对端平年间决议收复三京之役,李宗勉并不赞同草率出兵,主张应积极防御。在对蒙作战准备充分、充分了解蒙古作战意图之后,再行收复;对于收复三京之役失败后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朝中准备与蒙古议和的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李宗勉并不赞同史嵩之等主和派的议和主张,李宗勉认为蒙古的意图并不是与南宋讲和,应加强江淮、四川一线的防御,防备蒙古大举南下攻宋。李宗勉的御蒙对策部分被宋理宗所采纳,有益于稳定宋理宗朝前期政局。     

刘锜与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争

刘为南宋时期杰出将领，与岳飞、韩世忠、张俊并称为四大中兴名将，他一生参与领导和亲自指挥过“顺昌之战”等多次重大战役，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成功范例。本文详细论述了刘晓年所领导指挥的绍兴末年的宋金战争，尤其是位居主战场的两淮战区的战争形势及其过程，分析了造成这场战争失败的诸多原因以及刘个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功过是非。     

重庆在南宋抗蒙(元)斗争中的战略地位

一、南宋末年蒙宋形势对比南宋末年政治紊乱,民生凋敝。权臣贾似道“专恣日甚”,“威福肆行”。大搞党同伐异。正直的官吏受到排挤,贪官污吏、奸(亻妾)小人得到重用。以致官场中“货赂公行,熏染成风,恬不为怪”。南宋的军队素质很差,士兵多“老弱溷(肴殳),校阅弛废”。将官不能带兵,只会“剥下媚上,背公首私”。致使“士有离心而无斗志”,土兵中流传着“战不     

从《海辞》两个版本看辞学界对岳飞的评价

岳飞（11O3－1142年）生活在一个民族危机极为深重的时代。“靖康之难”造成北来覆灭，赵构在临安建立起仅仅占有东南半壁江山的南宋偏安政权，整个中原沦入金贵族的种族统治之下．当时反抗女真奴隶主军队的野蛮屠杀和蹂躏，巳成为中原地区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岳飞作为一位出身农家，青年时就应募参加抗金战争，尔后成为勇敢善战的前敌指挥官，曾多次战胜强大的敌人，成为南宋抗金的英雄人物。后又因坚持抗敌，反对和议而屡受挫折。一位壮怀激烈的抗金将领，由于胸怀忠君与报国的大志，在云谲波诡的政治漩涡中，由于屡遭投降派的打击…     

禅与文人写意画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画兴起于宋元之间,那是对儒家思想控制下的写实为主体的传统绘画的背叛和革新。老庄哲学影响下的两晋绘画突出了虚静和空灵之美,南朝佛教禅宗传入并介入绘画,使失意的士大夫和落魄文人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上有了进一步的超脱。王维成为崇尚自然和写意的文人画之事实上的领先人。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浅论南岳衡山的祭祀文化

南岳衡山祭祀文化起源于先民对山川的原始崇拜,虞舜时期开始最早的祭祀活动,到隋代对南岳的祭祀成为定制常礼,开始建庙祭祀,唐宋朝形成高潮。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活动尤其繁盛。南岳祭祀文化体现了我国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祭祀传统,不仅是南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起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     

宋元的啸

啸在唐代以后仍然有所发展。苏东坡宋代是啸文学的突出代表 ;南宋时社会观念对啸持贬斥态度 ,啸发生转折。之后 ,啸的主体转入民间 ,实用暗号性的啸在社会生活中十分盛行 ,同时唐进入文学作品 ,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情节和新的人物形象     

屠城了无痕——以宋末抗元事件为中心的史籍记载与历史真实例论

南宋王朝崖山覆亡之后一个月,元军在各地仍然遭到宋朝军民不同程度的抵抗,在江西南安也发生了激战。激烈抵抗的结局,各种方志的记载是遭到了残暴屠城,《宋史翼》也如是援引,而《元史》的记载却是“不戮一人”。截然相反的记载,孰是孰非?追溯史源,《元史》的记载取自姚燧的一篇神道碑。神道碑将确曾发生的屠杀变得了无痕迹。姚燧是元代拥有深厚道学渊源的文坛大家,神道碑的记载也被取信。颠倒事实,固非信史,除了受寓目资料的误导外,仁爱止戈当或为姚燧改写旧事之主观动机。无论如何,改写的事实进入主流史籍,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文献以及清代几部新修元史均蹈袭其说。此件个案,引发研究之际如何追寻历史真实的思考,对碑志载笔的警觉和对方志史料的关注也被再度提示。     

两宋道学各学派的形成及其对儒学的贡献

北宋时期,经过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的铺垫,程颐、程颢在与王安石新学的互动中初步勾勒出早期道学的轮廓,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人进一步将道学推向了高潮.两宋道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圣之学,并将内圣作为外王之本,进一步致力于实现外王的理想,从而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张协状元》所用副词看《汉语大词典》的收词立义

《张协状元》作为南戏早期的作品 ,其中大量产生于宋代的口语副词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语言的某一侧面 ,为《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和修订提供了宋元时期戏文方面的语料证明     

论唐宋词花意象审美功能的变迁

唐宋词中,花意象是最常见的一个自然性意象。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整体审美环境的变化,花意象在晚唐宋代词中表现出的精神内涵和审美功能是有区别的。从晚唐五代直至南宋末年,词中的花意象所承担的艺术功能主要有三方面倾向：造境功能;人格外化功能;内在心理隐喻功能。     

宋孝宗惩治官员贪墨的措施

宋室南渡之后,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使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威胁到了宋朝政权的稳定.宋孝宗继位后,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对官员的贪墨进行了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使这一时期成为南宋历史上吏治较为清明的一段时期.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