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府志述评

有清一代,扬州府共纂修了6部府志,即:康熙三年《扬州府志》、康熙十四年《扬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这些志书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它们反映了扬州之地历古以来的概况,尤为详细地记述了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至清代同治之间的二三百年中,扬州府属各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事迹,成为了解和研究扬州之地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多方面情况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综览这些府志,由于能够恪守志书编纂的法     

马可波罗行迹扬州方志考

马可波罗是否在扬州为官,已成为肯定与怀疑“马可波罗到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文史工作者在万历《扬州府志》和康熙《扬州府志》中找到了马可波罗扬州为官的史实,使长期困惑人们的这一疑虑得到诠释.     

邹汉勋与清代贵州四府名志

清代是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地力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约占我国古籍的百分之十。而这些志书中，清代就有5685种，其中不少是名志佳构。梁启超在《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有清一代共计名志116种，其中通志15种，府志27种，州志9种，县志65种。在府志27种中，贵州为5种，其中之《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均为邹汉勋主纂或参纂于道光年间和咸丰元年。一人纂编四府府志不仅为当时所少见，且皆被列入“著作之林”更为当时所仅有。本文拟就邹汉勋其人、邹汉勋来黔事…     

雷州换鼓新考

雷州换鼓曾被誉为天下四绝之一,但人们对雷州换鼓是什么却争论不休。从民族学资料中,我们发现了雷州换鼓的真义。雷州换鼓包括:把铜鼓送往雷州府、换成雷州雷神庙的龙凤灵鼓、再运回原地三个环节。其原因是:雷州雷神闻名于天下,中国有了"铜鼓出在雷州府"的公论,南方苗、彝、土家等民族都有到雷州更换铜鼓的遗迹。     

明清时期的几种《庆阳府志》

庆阳在明清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至少七种府志,这些府志是各个时期庆阳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由于保存不当,大多数已经失传,今天可以见到的只有嘉靖本、顺治本和乾隆本。这七种《庆阳府志》性质的志书是中国古代方志的一个构成部分,但长时间以来却不为方志研究者所知。分析其内容和写作特征,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古代志书的发展历程,丰富中国方志学史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编纂要略

清代是扬州地方志编纂的鼎盛时期,府、州、县乃至区、镇之志迭出,光是府志就编成6部。由于这些府志绝大部分编纂规模既大,志书质量又高,故而多得学者好评,在世间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深得学术界称允,《中国地方志辞典》这样评价道:“此志体例整秩,考据严审,材料富实,历来颇受后人好评,一直视为清代名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纂修,“自己巳(嘉庆十四年,1809)之仲春,迄庚午(嘉庆十五年,1801)之孟夏,续修之书成”,历时一年零数月。全志凡72卷首1卷,装订成48册,全志达100多万言。其规模篇幅不啻在扬州清代府志中首屈一指,就是在我国清代旧府志中,亦可入鸿     

嘉靖《保宁府志》俗字考释七则

嘉靖《保宁府志》是明代编纂的记载四川阆中的方志,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俗字。对嘉靖《保宁府志》中俗字“ ” “ ” “ ”“ ” “ ” “ ”和“ ”进行考释,以冀对嘉靖《保宁府志》的研究和《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辞书的修订有所裨益。     

明代华北的卫所建置及对地方文化的影响——以直隶河间府为例

据明嘉靖《河间府志》记载,明代河间府内卫所为“河间三卫”,即河间卫、大同中屯卫（寄治）、沈阳中屯卫（寄治）,另外还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和沧州守御千户所。“从征”和“谪发”是河间府军户的特色。明初卫所人口迁徙对地方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温州瑞安曹村进士数考证

浙江温州瑞安曹村距瑞安市区18.7公里,地处飞云江下游南岸,是远近闻名的进士村。2003年,曹村新建牌坊,上书“中华进士第一村”。曹村到底出了多少进士,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游人的高度关注。为此笔者特进行了考证。根据明代嘉靖《瑞安县志》、万历《温州府志》、清代乾隆《温州府志》、嘉庆《瑞安县志》和《瑞安市志》的记载,曹村共有甲科进士26人:绍兴丁丑王十朋榜曹逢时,淳熙辛丑黄由榜曹易,淳熙甲辰卫泾榜曹杭,绍熙庚戌余复榜曹叔远,嘉泰壬戌傅行简榜曹豳,嘉定戊辰郑自成榜曹觱,嘉定辛未赵建大榜曹泳,嘉定丁丑吴潜榜曹靖,嘉定庚辰刘渭…     

台湾早期志书杂考

清代台湾志书的情况,有些专文已作介绍,这里仅就两部早期志书中的若干问题加以考证,试图澄清一些问题。一、关于蒋毓英《台湾府志》(一)第一部《台湾府志》十卷是清康熙二十四年台湾知府蒋毓英修、凤山知县杨芳声、诸罗知县季麒光同纂的,有康熙二十五年刻本。仅上海图书馆收藏。全书一百二十一页,约五万多字。每半页十一行,每行十九字(小字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封面镌:“台湾府志,本府藏板”二行。目录署:“台湾府誌目     

雷州与汉乐府

汉乐府《有所思》反映了雷州地区的珍珠和海南的玳瑁走进中国北方女子的妆饰世界,使北方的婚恋习俗焕然一新的一幕。雷州之所以能走进汉乐府,是因为雷州在汉代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雷州是西汉时期广东的两大首府之一,人口密度略超番禺。认识雷州上古史,对于今人承传历史开创未来,有重要意义。     

粤西雷州歌之词乐赏析

提及雷州民歌,知道的人可能不多,这也是笔者极力推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机所在。雷州民歌流行于祖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从总体看来,雷州民歌具有较为浓郁的地方特色、本土风味。其艺术特征：一是内容丰富,包罗面广;二是唱词运用雷州口语,格律严谨,押韵严格;三是修辞手法多样化,常用赋、比、兴,夸张有度,尤以双关见长;四是音乐朴实,多为即兴而唱,词曲结合完美,出口成歌。     

雷州文化及其德育意义探析

传统的雷州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民俗文化为载体,以地方文化为特色,是为广东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的雷州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了当代湛江文化。湛江文化与雷州文化的关系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雷州文化是湛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雷州文化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人文精神,尤其富蕴着当代德育意义,雷州文化与湛江的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作为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历来是湛江人民用以传承传统、教育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德育资源。     

雷阳书院考释：兴建其意义

雷阳书院兴建于明崇祯九年即公元1636年,它填补了当时雷州地区书院教育的空白,是振刷文风、挽救雷州地区文教颓势的一次尝试。雷阳书院＂名始于元＂的说法是对古籍文献的误读。     

雷州文化的历史及特征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肇始于雷州半岛等地古越人文化和南越、西汉的外贸方各,而“海上丝绸之路”又为雷州文化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雷州文化又未能真正继承“海上丝绸之路”的远涉鲸波、开拓进取之精神,局限于“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未能走向以海为商的发展道路,以致民性保守,“惰向外志向,乏进取毅力”。在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世界的当今,真正继承和发扬“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应是发展雷州文化的应有之义、必由之路。     

明代雷州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雷州地区的教育事业至明代获得大发展,培养造就了众多的人才。这是由多方面条件共同促成的:首先是地方官对于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学校教育获得了坚实的经济支持;再次是明代雷州人对于教育、科举的热切追求。明代雷州教育事业的发展,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使雷州人才辈出,尤其是政治人才;教育的发展,伦理道德规范的宣扬,改善了雷州地区社会的风俗与面貌,也推动了雷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黎话与普通话语流音变比较研究及其推普策略

黎话方言区人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会出现“黎式普通话”这种语音现象。其中语流音变的处理是个难点问题。轻声和儿化是北京话中突出的语音现象,黎话中没有轻声和儿化现象。雷州人除了要记住这些规律．还要注意不要将自己方言中的变调带入普通话中。这是形成“黎式普通话”的一项重要原因。对黎话与普通话语流音变进行比较．能有效指导雷州人学习普通话。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     

西晋辞赋创作的特点

西晋是辞赋创作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辞赋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家人数上都是堪称空前的。在继承前代辞赋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因袭中创新、超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主要表现为咏物赋的众多,抒情类作品转为对个体情感的发泄,初步的山水赋形成,同时出现了生活化、世俗化、小品化的倾向,在辞赋的行文结构上也有了一定的完善。本文就西晋辞赋的这些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义举述论

明清时期,雷州士民的义举表现在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为人申冤化解邻里矛盾纠纷、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为民请命除害等方面。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义士的推崇等,都推动了义举风习的形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士民的义举对地方社会民生有着积极意义。     

韩国赋学三题

科举试"赋"、创作赋体作品和爱重《文选》,是韩国赋学兴起的首要条件,而韩国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中国的留学生等是其中国赋研究复兴的当代学缘背景。《文选》所选楚汉魏晋六朝赋的研究是韩国20世纪中国赋研究复兴的起点,而唐赋研究是其重要的成绩,中国赋与书画研究搭起了赋学与书艺辨伪之学的"桥梁",中韩赋家赋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国际赋学的新"亮点"。韩国中国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赋论及哲学、史学、儒家诗学等,立论细腻完整、学风严谨不乏创新是其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