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利是否具有顺序性的思辨

文章认为权利是需要救济和保护,在权利救济时,事实上存在着权利位序的问题,文章从对一个千年的哲学例证的诠释开始,证明作为权利的所有者的人的天然的取舍驱动是权利具有位序性的根本.其次,认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划分是权利具有位序性的显著证明.最后,是通过权利冲突的实际解决来证明权利之间存在的位序性.     

论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权利和谐——从法治视角解读和谐社会构建

文章从汉语词义的角度解释了和谐的含义,指出权利是和谐社会的媒介——只有权利和谐才有社会和谐。文章论述了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几组权利之间的和谐：社会弱势群体与社会强势群体之间的权利和谐;应有权利、法定权利与实有权利之间的和谐;原权利和救济权利的和谐;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和谐;私权利与私权利、公权力与公权力及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和谐。     

高等学校学生权利研究

高等学校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普通公民,其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受教育者,其享有教育法所规定的法定权利;而根据高校学生与学校所建立的教育契约关系,学生享有教育契约上的权利。从实体与程序角度界分,这些权利分为实体性权利与救济性权利两大类。实体性权利有学籍权、获得良好教育权、民主管理权等,救济性权利有契约上的请求权与抗辩权、行政申诉权等。     

论权利冲突及其配置

本文在对传统的权利承认→保护→实现理论进行反思后认为：权利具有冲突性，因此其能否真正为其主体所实现并不在于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在于行政、司法机关的配置。文章指出，对冲突权利进行配置时应遵循基本权利优先于非基本权利原则、利益衡量原则、衡平原则和公平限制原则。最后，文章就对冲突权利有权配置的主体问题做了探讨     

论我国高校教师权利救济机制的完善

高校教师权利救济机制是包括高校内部、外部、行政、司法等教师权利救济制度在内有机联系的整体,是教师权利保护中的事后救济方式的总称。当前,尽管我国高校教师权利救济各类制度已形成一个相对衔接有序的机制,对教师权利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校内救济制度、行政救济制度、司法救济制度等相关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指出,建立统一的校内教师申诉制度,厘清和类分行政救济适用范围,扩大司法救济的受案范围是完善我国高校教师权利救济机制的基本路径。     

环境权利司法救济困境及其可诉性问题的提出

环境损害是环境权利受到侵害的一种形态,环境侵权不能涵盖环境损害。通过私法和环境公益诉讼无法实现环境权利损害的充分救济。环境权利司法救济缺乏权利基础。在宪法和法律未对环境权利及其可诉性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权利主体缺乏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要求性。对环境权利的可诉性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观点。应从权利本身出发研究环境权利的可诉性,从权利人的立场重新思考环境权利的可诉性问题,转变可诉性问题的思维模式,改变环境权利可诉性的研究视角,从环境权利可诉性的概念化争论转向环境权利如何裁判这一新任务。     

英美法上权利与救济关系初探

在现代法治语境下,英美法上的＂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项经典命题发生了很大转变,权利逐渐成为救济的基石,人们也更多强调救济对于权利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实践中,救济对于权利的保护受到权利内容和实践因素的限制,救济也并不能完全维护权利。但是,救济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没有实体权利存在这一状况并不影响英美法院对于救济的供给。     

公民环境权的权利性质及救济途径

公民环境权是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它应该是一项公法意义上的权利,是一项宪法权利。要对公民环境权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进行有效的救济,只有承认宪法在司法领域的直接效力。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视野下的学生权利保护——以学生的个体权利为主要视角

以学生的个体权利为主要视角,着力从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人身权利及救济性权利等方面分析高校学生权利的个体性,进一步揭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中学生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从法律法规及制度、权利救济等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全方位多渠道构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视野下的学生权利保护体系。     

我国学生体育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

学生体育权利指学生在从事体育活动时所享有的受益资格、行为及意志的自由支配以及权益受侵害时获得法律保障的可能,是学生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作为保障学生健康的体育权利研究虽有较大进步,但作为保障学生体育权利最后防线一法律救济制度却甚少研究。文章试图对学生体育权利法律救济制度进行法学层面的剖析,以指出我国学生体育权利法律救济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学生体育权利法律救济制度提出建议。     

论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由于我国素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国家公务员法律体系中对于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救济渠道单一、法律制度缺位、救济缺乏公正性和严格的程序、特别权利缺乏法律保障等。只有加强立法保障、确立司法救济、完善行政救济以及强化特别权利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     

知识产权客体基本属性刍议

客体是一种权利的逻辑起点。一种权利的客体对于一种权利成为其自身而与其他权利相区别至关重要。在我国,知识产权的客体一般认为是无体物,从而认为无形性是其基本属性。其实,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对象是一致的,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与物质产品(即民法意义上的有体物或物权的客体)相并存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非物质性是其基本属性。民法典严谨科学的体系必须建立在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一系列民事权利的相对准确界定和清晰区分基础之上。     

对话与超越:全球化时代中国人权法治的发展路径

对自然法学和传统人权观的超越,是当代中国人权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在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知识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以发展权为当代中国人权法治的本位和重心,是当代中国人权法治发展的关键。     

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性机制:教育权利救济

在法治原则下 ,救济与权利是相附随的 ,任何权利在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救济。教育权利的实现也需要救济机制。教育权利救济是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 ,教育权利救济机制的框架是以宪法救济为根本 ,诉讼救济为主导 ,诉讼外救济为补充的整体。     

论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

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对宪法权利作出的限制规定,就是宪法中的权界式公民义务规范,它有概括限制型和具体限制型两种类型。宪法权利的法律保留限制式规定,不应视为公民义务规范。权界式义务规范在创设目的、出现位置、表述转换等方面与明示式义务规范有着重大区别。权界式义务规范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规范本身,它可以转换成非义务性的表述,其实质是表示权利应当有所约束。关于宪法权利之限制规定能否被视为公民义务规范的争议,可通过形式与实质的双重视角予以化解。     

生命权私法救济浅谈

现行民法体系对生命权的保护非常欠缺,这是由于对生命权保护的理论认识存在不足。本文试从受侵害致死人生命权受保护之必要性、如何保护入手,对受害人近亲属赔偿请求权法理基础作一梳理、比较,进而提出需要在私法上对生命权进行全方位保护的主张。     

生命权救济理论重构

生命权本体无民事救济权 ,是文明社会法律的遗憾 ,对死者近亲属的救济水平极低在实践中危害极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民法理论中著名的“悖论”和一些不合理的观念。本文针对以上现象 ,本着加强对生命权的保护和救济的目的 ,论证了死者应当具有救济权、死者近亲属行使双重救济权、精神损害充分赔偿、统一赔偿等等完善生命权救济理论的观点     

人权本源宪政理念的冲突与调适--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宪法调整问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宪法在人权本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导致了对实体性人权表述和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协调二者在人权本源理念上冲突是我国加入《公约》面对的首要宪法调整问题。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社会现实,调适、建构起新的人权本源宪政理念,即人权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基于人自身的本性所产生的,因而是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不是以法律、国家是否规定为转移的。     

房屋承租人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冲突与协调

《合同法》确认了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但承租人的这一权利经常与《物权法》规定的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发生冲突。要化解承租人与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冲突,不能局限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般论证,更不能用＂买卖不破租赁＂实现对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功能替代,而应当从价值评判的角度进行分析。与单独所有相比较,共有这种形态并不是一种很有效率的产权安排方式,现代社会应当尽量创造机会减少财产共有形态的存在,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恰恰具有简化乃至消灭共有关系的重要价值,所以,应当优先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福利权的底线及社会保障权的扩张解释新方案——以人格尊严为视角

欧债危机实质上是福利权的危机.福利权、社会保障权与人格尊严有密切联系,作为福利权原初意义的社会救济制度即是为保护人格尊严,人格尊严的自主决定权内涵也决定了福利权的界限应以人格尊严作为福利权的底线.人格尊严还可作为社会保障权扩张的工具,提出基于中国宪法人格尊严条款的社会保障权扩张具体解释新方案,该方案以“可能性”概念为核心,包括“程度上可能性”、“范围上可能性”、“存储上可能性”三方面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