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重新解读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

对1927年顷茅盾的思想与创作的历史评价,历来存在两点分歧:一是怎么理解茅盾所说的我“有点幻灭”,但“并没动摇”;二是对他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原因和应作何评价。两者都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现实、国际共运与中共党史史实大背景上作宏观考察。一是茅盾“幻灭”的,是他参与建党时就形成的“革命速胜论”,即认为中国革命是一步到位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过。二是茅盾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的主要原因,在客观方面不在主观方面,因为他公开反对一度控制中共中央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具此“左”倾思想的党内负责同志看来,不能认为是“表现得好”而予以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这一切充分表现出茅盾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勇于自我批评,勇于反对错误路线的难能可贵的政治品格与高尚人格。     

“柳青经验”对当前小说创作的参照——重说一种被淡化了的创作理论

何为“柳青经验”,我以为从文学创作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来观照,要点有三。一是文学与革命的结合,二是文学与生活的结合,三是人物塑造上的独特的典型化方法。三点集其根本,互为鼎立,构成独特的“柳青经验”。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是“柳青经验”之魂。作家首先成其为具有高度党性原则的“革命人”。然后才能作出为之服务的“革命人”。鲁迅先生对此是极为重视的,他认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他强调了“至少”,那么至多呢,在我看来就是倾身倾力于革命了。的确,纵观柳青四十二年的创作,其作品量并不很多,然而他却极孚众望,读者群诵,其秘诀就在于“至少”以达到至多。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评析

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的理论是托洛茨基于1905年在《开端报》上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和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的。他说：“无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不间断性。无产阶级实现民主的基本任务,直接为巩固政治而斗争的逻辑,也在一定时间向我们提出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存在着革命的不间断性,”“不断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保全的规律”。他不断发展这个理论。1923年他在《新方针》中总结和评价这一理论时：“至于谈到‘不断革命’论,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在1904、1905、1906年以及后来对…     

我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点意见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关于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还存在着严重的分岐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一)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单纯农民战争,(二)是资产阶级性农民革命,(三)既是单纯农民战争而同时又帶有资产阶级性质硗?还有人这样说:“太平天国从其革命的动力和斗争方式来说是单纯农民战争而具有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从其社会內容来说,其根本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虽然作者说他是同意上述第三种意见,但实际上他却采取上述第二种意见来处理。     

试论孙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演变

如何评价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的同志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或者认为孙在这时虽有某些革命思想,但占主导、支配地位的是改良主义思想。有的同志则认为,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或者认为孙中山这时的思想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但起主导、支配作用的一直是革命救国的思想。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孙中山“一开始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孙中山自己曾经多次谈及何时产生革命思想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他在《孙文学说》中认为:“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     

从孙中山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从资产阶级革命党建设的角度,进行过许多反思。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教训在于：一是国民革命没有“以革命党为根本”,即没有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建设成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只破坏地面而不掘地底陈土”,即革命党缺乏彻底革命的纲领;三是“革命行动缺人民心力”,即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四是“革命之气一落千丈”,即革命党没有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斗争锐气。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认真吸取这些教训,对于当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建设,完成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未竞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独秀对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贡献

本文简述了陈独秀对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贡献。一、他正确认识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对象。二、他较为正确地分析和阐述了革命的动力。三、他在对革命的领导和革命前途的认识中,虽犯有严重错误,但是,也有一些正确思想可供借鉴。     

学术创新和理论思考——龚书铎教授访谈录

龚书铎先生在文中谈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学术"原创性"的问题。龚先生认为不良学风的形成是学者自身道德修养和社会评价体系有欠科学二个原因造成的,解决这一弊端的办法,首先是需要学者克服浮躁。同时,他反对把学风问题扩大。二是针对史学领域,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的利用非本质性的史料刻意"创新"的问题,主张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研究。三是关于中国近代化和革命的问题,龚先生认为近代化和革命是一个问题的二个方面,革命是近代化本身应有之义。认为以近代化代替革命是用新的片面代替了旧的片面。     

略论陶成章反帝爱国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

近代绍兴辛亥革命之先烈中,关于秋瑾、蔡元培,徐锡麟的思想多有论述,唯有陶成章少有专文论述,究其原因有三:一、认为陶烈士生前曾一度与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有分歧,甚至说他“倒孙”;二、陶成章是被蒋介石刺死,谈及陶烈士恐碍祖国统一大业;三、不少学者认为同盟是正统的,而光复是非正统的。特别是对陶成章重建光复会看法     

论朱执信的现代化思想

朱执信主张中国要“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认为革命的主力是普通百姓,“有主义”和“有希望”的现代化军队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时,他还指出了经济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并具体阐述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具体措施。     

实践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从普通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

康德在理论理性中发动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这只解决他终生思考的两个问题中的“天上的苍穹”这一个问题;为了解决剩下的“心中的道德律”这一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实践哲学领域内进行一场不亚于知性领域内的革命.为了实现实践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成功,康德认为有必要先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定基础,把真正困难的部分单独加以解决,从而获得一个中心之点,也就是从普通的道德理性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建立道德的最高原则.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笔谈

为革命的功利主义一辩 李敬敏(中文系教授) 前几年有人对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倡导的革命功利主义极力指责和非难,认为“片面和狭隘”。对此、应该为之一辩。 的确,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是毫不讳言地提倡革命的功利主义的。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     

鲁迅研究动态

一、关于鲁迅前期思想估价问题有的同志认为鲁迅前期的主导思想是“进化论”;有的同志认为是“社会革命论”;有的同志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不同意说是“进化论”。二、关于“国民性”问题 (1)国民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不少同志认为鲁迅所谓国民性就是民族性,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民族的心理素质或精神状态。也有同志认为鲁迅的国民性并非民族性,鲁迅在不同文章中谈到国民性     

“毛泽东”名字解剖——兼谈“字辈谱”

曾见《光明日报》载文说:毛泽东,字润之,这“两个名字”“象征着毛泽东革命浪漫主义的一面”。这一说法可推敲。一,此名字并非毛泽东自取,而他的父辈“请一位有学问的人”取的名。他大概不会想到要给新生儿的名字赋予“革命浪漫主义”吧?二,“泽东”,是据《韶山毛氏族谱》“字     

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

别林斯基认为,“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性,也就越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结着。”可以说,赵树理就是这样的“优秀的诗人”。他是属于他所生长的革命时代,并和革命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结着的“诗人”,是从人民生活中取来火,又去照亮人民心灵的“诗人”。     

晚年王国维的学术转向及其对中西文化的再认识

《殷周制度论》是经史之学转向后王国维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对中西之争视野下中国问题的独特回应。他改变了早期学无中西、古今、新旧、有用无用的观点,而主张中西之别。欧战、俄国革命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他揭示西学之弊;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又使他提出“道出于二”以概括现代中国思想的困局。面对这种思想困局,王国维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文化之回归。在这一逐渐明晰的思想行程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可以视为他对中西之争甚至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回应。     

孙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领导辛亥革命是他早期的光辉业绩。在以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一般认为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等人发动和领导的,但也存在各种不同意见:有的过分夸大个人作用,如说辛亥革命是“由孙文一人领导而起”,①或者说“是极少数的热衷于西方思想的人做出来的事,和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关     

曾国藩人才观探析

一、重视人才——国家之强 以得人为强 曾国藩是经科举考试而步入仕途的封建文人。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他官至内阁学士兼署兵部左侍郎。当时的清王朝,外有帝国列强虎视耽耽,内有太平天国革命风起云涌,正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窘地。怎样才能撑住将倾的大清危厦呢?曾国藩认为首先是要解决人才匮乏问题。他说:“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①人才匮乏被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从《北国江南》看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周谷城先生几次三番地写了文章,为的是要证实他的“时代精神合论”完全“没有问题”,为的是要证实他的“统一整体”是“铁样的事实”。但是,“反说顺说”,周先生关于“统一整体”究竟讲出了点什么新东西呢?没有。讲来讲去,不过是:一、时代精神应当在“革命精神之外,还有些非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种种”。这种种思想意识“汇合”成一个“统一整体”。二、“这样的全体,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空洞之物……部分在整体内对立斗争,无时或息;因此只能分别反映,不能彼此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