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安全感与社会支持的作用

幸福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为考察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反应曲面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大学生安全感和社会支持在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1）主观社会阶层能预测主观幸福感，安全感在主观社会阶层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起中介作用；（2）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主观社会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支持的调节。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个体的安全感和社会支持等心理层面的因素。     

经济状况、社会阶层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的现实,本文利用2010年的CGSS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分析家庭绝对收入水平、家庭相对经济等级、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等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自评的家庭经济等级对幸福感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社会阶层及其变化感知也有显著的幸福效应,处于上升社会阶层或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群更幸福。比较而言,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经济等级和社会阶层的幸福边际效应依次减弱,而且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比较心理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收入和阶层定位的双重视角

构建"比较内容-比较理论-比较维度-心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省级匹配统计年鉴数据,运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收入和阶层定位比较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民工幸福感受到收入和阶层定位在横向和期望值两个比较维度的影响,即相对剥夺与隧道效应心理机制是新时代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收入和阶层定位纵向比较却与农民工幸福感无显著关联.新时代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农民工不同社会比较心理机制的演变逻辑,促进农民工在精神层面的市民化.     

解决中国农民阶层传播弱势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解决当前农民阶层的传播弱势地位问题，需要构筑“以农民为本”的新农村传播体系。构筑这一体系有三个基本支撑点：在媒介结构优化上，重点发展农村电视和网络媒介；在媒介定位与传播资源分布上，以农民社会阶层作为目标受众，优化传播内容；在社会阶层媒介利益表达上，构建以农民为传播主体的大众传媒利益表达渠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重新构筑新农村传播体系，目标是在重视对农村传播的基础上，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协调发展的传播机制。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老年人家庭付出回报不平衡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家庭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因此理解老年人的家庭压力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 ERI Model）是目前有关压力最为流行的理论之一，大量研究发现ERI能影响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但老年人家庭ERI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仍不清楚。本研究结果表明：（1）老年人家庭ERI能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该路径的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58.7%；（2）社会支持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21.9%；（3）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10.7%；（4）社会支持通过社会交往掌控感能部分中介老年人家庭ERI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该路径的二重中介效应占总体效应的8.7%，所有三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占总体效应的41.3%。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湖南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正向指标，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湖南大学生为对象，运用《国际大学调查》（ICS）量表施测，结果表明：当代湖南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得分要比2000年时的中国大学生感觉幸福得多；女生的主观幸福感和满足感比男生更多；学历越高幸福感的程度越高；幸福感高低与经济状况正相关；幸福感高低与集体取向正相关，而与个体取向关系不大。     

自我雇佣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

基于CGSS2015相关数据和有序Logit模型，检验自我雇佣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父辈学历、政治身份、机会公平感知等农民难以感知、难以触及因素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没有显著影响；自我雇佣、住房产权、原生家庭所属社会阶层等农民易感知、可触及因素则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有显著性影响。具体来看：相较于非自我雇佣者，自我雇佣者更可能向下流动；相较于非夫妻住房产权者，夫妻住房产权者更可能向上流动或平行流动；原生家庭所属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农民更可能向上流动或平行流动。公共政策应立足于提高农民从事自我雇佣过程中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并致力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基于幸福指数的农民重大疾病保障分析——以安徽省三县农村为例

幸福感受到主观感受与客观条件的影响。而重大疾病所带来的健康、财富等风险,是影响各个幸福感因素的重要指标。构建幸福指数,进而衡量重大疾病在农民幸福指数中的影响程度。依据得出的数据结论,为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重大疾病保障机制提出优化和改良的建议,并提出促进农民幸福感的政策方向。     

河南大学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采用《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针对河南大学113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发现：①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师生同学朋友交往满意感、外在环境满意感、家庭环境满意感、情感满意感、学习及自我满意感七个维度组成；②在性别上，大学生的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外界环境满意度维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③在生源地上，城市大学生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两个维度上的主观幸福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④在年级上，各年级在消极情感、学习及自我满意度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此次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对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出了相应措施。     

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基于对湖北省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

基于对湖北省农村样本老人的问卷调查,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关系,以期更好地阐释建设“美丽中国”理念的社会价值。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较高,认为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合计达到了76.1%。对所在地区环境卫生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知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农村老人认为所在地区的环境卫生状况越好,其幸福感越高;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越好,其幸福感也越高。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有利于社会治安状况的优化,进而提高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另外,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收入等个人特征也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为此,农村在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需要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特别是降低空气、水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鼓励构建警民联动机制,完善综合治理网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治安水平,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幸福感。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大多数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与户籍人口的幸福体验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值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明显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2)经济诉求、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构成了流动人口追求幸福的实质内涵.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效应甚微,城乡差距的曝光度和城市固有的社会歧视导致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幸感.(3)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基于此,在政策层面,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面向,关注群体内部分化,针对不同需求层次,构建差异化的幸福建设体系.     

农村初中骨干教师幸福感调查及启示

农村初中骨干教师的幸福感普遍比较高,但有些仍然有一点不幸福。以其幸福与不幸福为参照和透镜,能为提高农村初中教师的幸福感建言献策。欲提高农村初中教师的幸福感,需要提高学校的造福能力,提高教师的幸福能力,改善幸福环境和提高幸福智慧,深入实施人性化管理与救灾式管理。     

青少年幸福感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

目的研究幸福感体验的影响因素及其提升路径。方法用自编问卷调查了314名广州青少年的幸福认知。结果青少年自主幸福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性别显著差异；父母职业对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明显影响；家庭成员构成对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一定影响；不同成长环境的青少年自主幸福感体验有显著差异；青少年自主幸福感的体验和内涵来自于家庭和亲情。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否提升农民主观幸福感?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民主观幸福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随机抽样调查获取的1 354个样本农户的数据,研究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2)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在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以及采用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家庭更为显著;(3)农村电子商务主要通过纵向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横向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收入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对参加专业培训的农民、45岁及以上户主家庭、采用大型平台电商网销途径的农户均具有正向中介效应;而社交电商网销路径主要通过提升社会公平感来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因此,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接入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机会;加大开展电子商务专业培训,发挥四大网销优势,重点发挥大型平台电商和社交电商网销途径的推动作用。     

粤西地区新入职高中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粤西地区4市351名新入职高中教师的主观幸福感,结果显示：粤西地区新入职高中教师幸福指数介于一般与幸福之间,未达到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水平;女教师的幸福感显著强于男教师;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教师描述幸福事件中涉及最多的对象是学生,占74.18%,幸福事件内容中教学成就感、学生认可和师生关系融洽所产生的幸福感占79.08%。而不幸福事件中所涉及最多的对象亦是学生,占38.64%,待遇差和工作经验不足所产生的不幸福感占63.69%。调查结果表明,加强职中和职后教育技能训练以帮助高中新入职教师快速成长和提高收入是提高其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价值论视野中的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关于人的积极性之假设和美德追求的内容，是哲学分支价值论所研究的内容，而价值论为积极心理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假设。从价值论层面来分析积极心理学的积极心理体验及幸福感等理论内涵，实现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健康。第一表现在价值观影响情感，是情感活动发生的基础，同时情感也对价值观有反作用；第二，幸福感是积极心理体验的核心，而对幸福的判断恰恰是价值论要提供的标准；第三，良好的道德行为增进人的幸福感，一个人的幸福必然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而通过道德行为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才能够确保幸福感的产生。     

幸福及其实现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从幸福的渊源即快乐论和实现论入手,通过不同观念、不同研究取向的比较,分析幸福的概念.另外,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阐释幸福的本质及其要素,多取向地分析幸福感的心理机制及其理论模型,并结合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探讨实现幸福或提升幸福感的相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