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贫困脆弱性测量模型和Manski社会互动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邻里效应对农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我国农村地区贫困脆弱性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较2015年有所提高，同时呈现不同区域和个体具有显著差异、非贫困群体中存在高脆弱性群体的特征；贫困具有邻里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当期贫困状态和未来贫困状态均产生显著不利影响，个体关联效应与社区情景互动效应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发挥显著阻碍作用，对低收入群体发挥的阻碍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高收入群体；邻里效应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东北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邻里效应对贫困脆弱性加剧边际效应高于其他地区。     

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检验——基于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的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资本流动和市场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为此，本文采用了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在基本非线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且2010年以来资本流动性呈现增强态势。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对投资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左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起到暂时的抑制作用；当储蓄率位于门槛值右侧时，储蓄率对投资率的抑制作用减弱。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储蓄率均值位于门槛值右侧，长三角区域应采取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机会等措施，提高资本流动性；温州、滁州、安庆等市的储蓄率均值处于门槛值的左侧，这些城市要进一步适当提高储蓄水平，满足更多投资需求，增强资本流动性。长三角城市群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关系。这些结论对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资本流动和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7617个农民家庭样本，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对中国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农民子女进城就学决策具有门槛效应，收入门槛值处于较高水平；家庭收入低于门槛值对进城就学决策影响不显著，超过门槛值时对进城就学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情境下农民子女进城就学的收入门槛值存在异质性，其中小学阶段高于初中阶段，跨县域高于县域内，同步方式高于非同步方式。据此，应通过完善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机制进一步降低农民子女进城就学收入门槛，并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进城就学扶持政策。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地区创新绩效——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聚焦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用于地区创新绩效的理论机理、空间规律及影响效应。以2010—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地区创新绩效提升，且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会随着创新水平的提升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长三角地区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空间外部性和动态化正向连续性特征；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相较于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发挥了更强的推动作用；（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创新绩效间存在基于地区吸收能力的单门槛效应。本研究有助于厘清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为推动地区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门槛效应分析

为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助推作用，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来验证分析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间农业现代化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间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和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门槛效应。     

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增强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和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关系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课题。结合中国国情实际，提出了中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特点具有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的假设。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工业企业数据，利用一类新的空间滞后门槛回归面板模型的估计技术，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机制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税收政策存在显著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劳均资本、市场流动性、对外开放度等因素对平均税负的影响程度各异，门槛效应突显。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空间滞后门槛回归面板模型，构建了其估计方法；研究了地区政府税收的空间策略互动性和门槛效应，解决了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方法存在的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视角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支持。【设计/方法】基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异质性。【结论/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深入分析其中的机制发现，由于存在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促进效应还尚未显现。对全国分地区样本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在西部地区、非沿海地区更为显著，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存在显著影响。最后，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教育达到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农村金融发展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时，数字基础...     

空间关联视角下协同创新效率对区域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区域协同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双门槛模型对协同创新效率的减排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协同创新效率能够直接降低地区碳排放强度,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上,协同创新效率不仅会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而且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降低邻近地区的碳强度;同时,协同创新效率对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门槛值达到0.30时,对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抑制作用,当其大于0.42时,其抑制作用明显增强.基于此,从积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注重区域差异性和增强区域协同创新的共同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

基于2008—2017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考察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之间的交互影响，探讨两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地区交互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受时间跨度影响，但区域创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跨度异质性，短期内区域创新对金融发展影响不确定，而长期内区域创新反向促进金融发展，忽略这种反向影响会显著高估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区域创新与金融发展均存在正向空间外溢性，临近地区金融发展促进本地区的区域创新，但临近地区区域创新对本地区的金融发展作用并不显著。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应当融合联动，互利共生，实现双赢。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机制与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非农就业为门槛变量的递增型非线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尚不明显;驱动路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三个子体系现代化的驱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非线性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上,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同。此外,农民收入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均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在整体上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     

城镇化加重环境污染了吗?——基于中国256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9～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城市的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进程给环境质量带来的影响，并利用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异质性特征；城镇化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城市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不同区域的城镇化进程对环境污染呈现差异性特征，其中东部地区表现出倒“U”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正“U”型关系，南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作用效果明显强于北部地区；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而呈现阶段性变化。     

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统一的大市场能够使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与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所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国内一体化市场，然而地区间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始终存在，极大地阻碍了要素流动，影响科技创新发展。长三角区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始源地，是双循环的重要承载地。技术创新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此，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相对价格法、绝对偏差法、变异系数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与总体市场一体化指数。其次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进行计算，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市场一体化及其细分类型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看，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市场一体化总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省内城市群看，江苏9城市的市场一体化及商品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浙江9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安徽8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文章创新性地将市场一体化内涵拓展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将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纳入研究，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文章结论对于有效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数字金融与区域金融风险：机制检验与门槛效应

数字金融在重塑金融业态、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的同时，也对区域金融风险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理论上解析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区域金融风险，并结合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的中介传导机制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总体上加剧了区域金融风险积聚，但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结构和地区差异性，其中使用深度的作用程度最大，中部地区的加剧效应最强；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金融杠杆、增强金融脱媒程度加剧区域金融风险积累；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其加剧效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递增态势。为此，应构建数字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及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4省苹果种植户的经验证据

气候变化给苹果产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成为稳定苹果种植户收入和保障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陕、甘、鲁、豫4个苹果主产省45个村苹果种植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从村域层面分析苹果种植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采用对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苹果种植户采用适应性行为的比例平均为69%,采用水平较高,但区域之间差异明显;苹果种植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和收入在空间上均存在明显的集聚关系;适应性行为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生产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生产要素、区域特征等变量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收入也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适应性行为。     

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2004—2012

采用2004—2012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主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不平等影响的主效应,以及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消费不平等程度。家庭债务对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的差距;从区域层面来看,高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低于消费不平等,低债务地区的收入不平等高于消费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