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悼亡诗是一类用以寄托对亡者思念的特殊诗歌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悼亡诗先河,对后世悼亡诗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赏析,分析其悼亡诗在意象选择、取材的角度、艺术手法和诗歌的形式等方面的写作特点,进而探讨《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潘岳悼亡诗初探

潘岳悼亡诗开"悼亡"诗题先河,对前代悼亡类诗有继承,有发展,对后代悼亡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潘岳悼亡诗感情真挚饱满,情景水乳交融,注重辞藻雕饰,擅长运用时空意象表达细腻情感,创造特定艺术效果.     

潘岳《悼亡诗》与元稹《三遣悲怀》比较

潘岳《悼亡诗》和元稹《三遣悲怀》是悼亡诗中的名篇,对悼亡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在文思构造、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两人诗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他们在诗歌中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段表达出了同样深挚哀婉的沉痛悲苦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悼亡诗写作范式的演进

从男性心理及其艺术表现范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悼亡诗,可以发现悼亡诗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至西晋潘岳的《悼亡诗》始确定悼亡诗的特定内涵,即专门用来追悼亡妻,且书写的重心明显落在悼亡主体,而不是对象身上。二、唐代韦应物的悼亡之作注入了更多个人化的生活内容,使诗歌表现的重心由悼亡主体向悼亡对象转移。自韦应物之后,夫妻间日常生活琐事和丧葬经过写入悼亡诗中,成为诗家惯例。在艺术表现上,韦诗在意象营造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上都有所发展。三、元稹真正将悼亡诗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到他的《三遣悲怀》,悼亡诗的艺术表现最终完成。此后的诗人在悼亡诗的艺术表现上已无多少开拓的余地。     

论王渔洋悼亡诗

王士稹一生三赋悼亡,写下数量众多的悼亡之作,而且别出心裁地采取七绝一体来铺陈悼亡包括的多方面内容,空前扩大了悼亡诗的容量,同时也丰富了悼亡这一诗歌类型的艺术表现力,成为悼亡诗写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论韦应物的悼亡诗

中唐诗人韦应物,以田园诗著称,诗风自然淡雅。所存十九首悼亡诗,上接潘岳、下启苏轼,延演于后世,诗人对亡妻的那份率真、至爱之情倾吐于诗中,凸显了悼亡诗"抚存悼亡"的共同主题,彰显了妻子勤劳、贤惠、与诗人心灵默契的美德,构建了悼亡诗的时空体系,丰富了我国古代悼亡诗创作的经验。     

一样柔肠 万种情思——试比较纳兰性德悼亡词与潘岳、元稹、苏轼的悼亡作品

悼亡之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从潘岳到纳兰性德,从"悼亡"的开创者到集大成者,悼亡之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该文选取潘岳、元稹、苏轼的悼亡作品与纳兰性德悼亡词比较,探讨各自的风格特色。     

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潘岳《悼亡诗》论略

潘岳的三首《悼亡诗》从尊重和理解的角度抒发了对亡妻的一往情深和沉痛悼念,具有人性的真情美.它在体制、规模、内容、结构及表现技巧上为文学史增添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使“悼亡”二字成了人们哀悼已故妻子的专门题材,有一种范式美.他的《悼亡诗》还表现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注重爱情、亲情和友情,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及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悲剧意识,具有一种文化美.     

论先唐悼亡诗

悼亡诗是中国古代诗歌花园中一朵异彩独呈的奇葩.文章论及先唐悼亡诗的内涵、发展轨迹;从整体上把握悼亡诗的艺术特点和艺术价值.     

浅议苏轼的悼亡诗词

悼亡诗作为爱情诗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在古代中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这就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在中国古代悼亡诗词的发展史上,苏轼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并对悼亡词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苏轼为他的两位夫人写过悼亡诗词,在他的笔下,夫妻除是生活上的伴侣之外,更像是知音朋友,因而丧妻之痛也更化为知音之叹。在此后的悼亡诗词中,我们都能看到苏轼的影响。本文意在通过对苏轼悼亡诗词的分析,发掘出其中深刻内蕴着的情感的真挚与人性的美。     

文学文体学视阈中的《别离辞·节哀》

玄学派领袖约翰.邓恩的诗歌多用"巧智"引起读者的玄思。其爱情诗智力与情感同构,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时空界限。《别离辞.节哀》是邓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诗加以分析,即从字位、音位、词汇、句法以及通篇所使用的修辞等五个层面剖析全诗,旨在为该诗的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文学文体学视阈中的《别离辞·节哀》

玄学派领袖约翰·邓恩的诗歌多用"巧智"引起读者的玄思.其爱情诗智力与情感同构,对后世的影响跨越了时空界限.<别离辞·节哀>是邓恩早期著名的作品,也是英国玄学派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文体学的角度对该诗加以分析,即从字位、音位、词汇、句法以及通篇所使用的修辞等五个层面剖析全诗,旨在为该诗的理解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

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行至孔子所在的春秋末年,已然是礼崩乐坏.孔子欲借助“三年之丧”所独具的双重功效,由孝而仁,由仁而礼,由礼而和,所以“三年之丧”成为了“孔子复礼”的新宠,被提至到“古今天下之通丧”的高度.孔子的宣传,为“三年之丧”在后世由礼入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弟子为师心丧三年提供了契机,为后世孝道、仁政和尊师重教的传统奠定了基石.     

周代三年之丧考

周代通行三年之丧，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行之。但实行的具体情况与《仪礼·丧服》所载稍异，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死板，居丧期间也可以进行一些日常活动。三年丧于周代存在地域上、社会等级上的差别，其内涵也是在不断充实的。     

张謇《挽顾延卿诗》本事

近代通海周家禄、顾延卿、朱铭盘、张謇、范当世五才子是江淮文人集团领军人物。五人间关系密切、关系融洽。张謇《挽顾延卿诗》比较集中而又具体地揭示了五人间交往及感情，对全面研究张謇有重要的价值。     

爱情:表达虚无存在的命题——从存在观看鲁迅与北村同名小说《伤逝》

凡是真正用思想写作的作家都会穿越现实关怀的层次追问隐蔽在现实背后的人的存在的本体性意义。鲁迅及其作品有这种飞升的品质,当代作家北村也承续并衍发了这一品质。该文旨在从存在观的视角对鲁迅和北村两位作家的同名小说《伤逝》进行解读,认为虚无绝望是两个作品立意的根基,也是作者言说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爱情故事是言说虚无存在所假借的一个命题。不同的是,二者在探察最终的精神企盼时有不同的指向。     

中国古代丧悼哀毁习俗与悼祭文化

丧悼哀毁习俗将哭悼伤身毁颜与否,作为人格评判尺度,叙述模式还将丧悼主体充分儿童化.以往较多注意到儒家伦理纲常对丧亲者恪尽孝道的影响,这之中还有道家返朴归真思想,力求以古朴真淳的亲亲之情面对人生变故.叙述者在一种精心选择的框架中体现着自己的道德责任.该习俗成就了悼祭文学主题,而文学主题超文史性叙述模式经久活跃,对相关民俗心理、行为的嗣续也起到了不应忽视的作用.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汉唐"心丧礼"简论

汉唐之际"心丧礼"虽作为普遍存在的一种学礼制度,但未纳入国家正式礼典,且长期存有异议,其内容较为集中地反映出集权礼乐型国家政体是以"师"即教育作为重要纽带方得以成就的事实。"心丧礼"的实质是明确"师"介于君权与父权之间的特殊社会角色,并强调其对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重要作用。     

钱锺书诗《乡人某属题〈哭儿记〉……》的本事

文章考索了钱锺书《乡人某属题〈哭儿记）,儿从军没缅甸,其家未得耗,叩诸乩,神降书盘曰：“归去来兮,胡不归？”》一诗的本事：1942年6月,时任叙昆铁路副工程师的胡敬侃（即诗题中的“儿”）死于随征战印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撤回国内的途中,当时连尸骨都无法收殓。其父胡粹士得闻噩耗后,作《哭儿记》征请亲友题咏,钱锺书因有此作。而诗中“四万义军同日尽,世间儿子漫纷纷”,则是将胡敬侃之死事,放到一个更阔大的背景上,抒写了更为深广的沉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