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     

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述略

清代学术在我国传统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总结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成就,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代学术发展的源头,为近代“新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对清代学术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了解传统学术史的优长与缺失,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对清代学术史的总结从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是其中《朱陆》、《浙东学术》诸篇等都对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可谓之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雏形。嘉庆年间的学者江藩著有…     

刘师培清学史研究斠评

在近代以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系列中,刘师培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考证”、“汉学”等清学史中的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对清代学术的流派进行较详细的考察,并对清代学术的得失给予了评价。本文对刘师培关于清代学术的相关论述略加疏理,期望能揭示其中的学术史价值。     

简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历史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历史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典籍的特殊视野,实际上是清代中叶章学诚“六经皆史”命题的现代表达.在此视野下他提出了三个具体的研究方法,即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以及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其“系统整理”包括“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与专史式的整理三种方法.二是在“中国文化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提出了古典知识分类研究的新知识谱系: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三是“疑古”思想及其对历史材料进行审查的五种方法:考察“史事”、“文字”、“文体”与“思想”,寻找“旁证”.胡适的“历史观”对于现代科学的历史学的出现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梁启超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较

回顾20世纪的清学研究．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而梁启超与钱穆分别撰述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疑是第一个阶段开拓性的代表。二人分别从相异的角度开启清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梁是一落笔就从“反理学”入手．把清学的重点放在经学，所以其三百年学术史花了许多篇章论述“清学”在“经学”上的伟大成绩，也花了许多工夫介绍清代的反理学大家。钱则十分看重清学和理学的延续关系，主张欲厘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得从宋学入手。所以钱书对思想概念多作阐释，同时特别重视议政经世之论。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分析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富于生机的开端。他认为历史是物质的、变化的,历史有其自身矛盾运动和规律,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并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研究李大钊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实践运用,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正确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和未来发展,都是有价值的。     

关于当前清代思想学术研究中的若干思考

）清代的思想学术,并融着“历史大总结”与“启示新时代”的特色,显示出更为复杂的局面并成为当代学者研究的热点。省察当代有关清代思想学术研究的情形,其呈现出的思想史与学术史学科立场和视角的模糊,历史分期中忽视前后期社会背景的根本差异,对清代思想学术评价观,最与结论的显著对立,研究方法上整体性把握不足,以及研究风尚受社会风尚影响突出等种种倾向,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清代思想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因此都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从现代文艺学建设谈到百年学术史研究

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文论的现代化。文艺学研究应面向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向古代优秀传统寻求资源，与现代化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开掘传统，使之成为现代文艺学的有机组成因素；面向现实，研究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的新发展和新特点；全面检索现代文艺学研究现状，进行20世纪百年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研究20世纪百年文艺学学术史，首先需要思考的是：（1）何谓“学术”，（2）文艺学术史的研究对象，（3）文艺学学术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4）如何进行20世纪百年文艺学学术史研究。     

顾炎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顾炎武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经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诸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学术宗师;而他的理论创造,则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谢国桢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对清代学术史研究贡献卓著.他认为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学风表现在气节坚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方面.对乾嘉学派,谢国桢既充分肯定其学术贡献,也指出该派治学考古不知今、识小不识大和考证琐碎等弊端;同时,谢国桢还对乾嘉时期全祖望等富于爱国热情的历史学家给予高度赞扬.对晚清学术,谢国桢重点考察了学术嬗变与时代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他对晚清公羊学派给予很高评价,指出龚自珍、魏源治学反映了时代精神.     

田昌五先生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田昌五先生对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以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为界 :此前主要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宗族奴隶社会 ,使其战国封建论自成体系 ;此后 ,则摆脱五种生产方式的束缚 ,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最终完成中国历史新体系 ,把远古到清末的历史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 ,提出了封建帝制时代循环发展的理论系统。其理论和观点自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有所修正 ,其不宥于传统 ,不宥于自我 ,不断更新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学术品格 ,则值得发扬光大     

顾炎武与明代邸报

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在考察明代历史过程中,非常注重邸报的史料价值。他关于邸报“唐时已有”的论断,迄今仍是支撑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从顾炎武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邸报作为史料具有极高的存史和证史的价值;以往发生的新闻,是考察历史不可忽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和证据。“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顾炎武的治学经验和人生经历在这一方面留给后代的启示十分丰富。     

清代晚期皇家建筑师的社会经济地位

对于古代建筑师的研究始终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但由于缺少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一直很少有对于古代建筑师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等真实状况详细研究。文章通过对清代家传样式雷图档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从中发掘出的大量鲜活的史料,力图生动真实地揭示出我国清代晚期皇家建筑师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      

章太炎论清代学术

在章太炎的学术史视野中,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在回顾以经学为主体的清学史时,其所采的研究视角大体是公允、平实的,对各派学术、前辈大师的评价表现出近代学者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时代因素又使得他的探究具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意味。章太炎论述清学史的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对清学总体特征、流派分布、传承系统等问题进行讨论的通论和对一些清学具体问题或某些学者予以评论的专论。从时间上说,他是近代学者中最早系统阐释清学史者,其见解基本是原创性的,对后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论清代章学诚“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

清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兴盛,章学诚作为学术上违逆时风、自成一脉的异类,在时人眼里堪称"大逆不道"。中西文化的主流在清末豁然交汇与碰撞,生成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暗合",结局往往是本欲张目国学却反被西学俘获。然而,在不少中西学者那里,章学诚的著作是唯一一部在几种意义上都真正可称"历史哲学"的作品。尤其是他"三位一体"的治史之道("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疏通义理",强调"取三者而兼用之"),在所谓正统史学的桎梏中,明珠暗投却又独树一帜,在本土文化的语境内,将传统史学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尽管章氏学说曾一度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自清末以来,国内世事变迁、学术沉浮,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真正彰显,他的学说对于当代史学研究仍有鲜活的生命力,并在创新的层面上促使当下学界保持警醒与反思。     

求是与致用--读《訄书》(重订本)学术史诸篇

当代学界对传统学术史的清理 ,很多仍以章太炎为起点。章太炎《訄书》 (重订本 )学术史诸篇几乎可以看成一部简明中国学术史 ,对它的再认识 ,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学术史 ,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章太炎。在《訄书》 (重订本 )中 ,章太炎保持着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同时对现实的殷切关注 ,他又借清理学术史而批判现实 ,有着极强的“经世致用”的倾向 ,这两方面使其学术史研究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面貌。     

清代经典考据学之祖——顾炎武

清代学术以经典考据学为其代表,顾炎武可称考据精审的第一位典范人物。他慨然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纲领,试图复兴经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并把经学引导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来。他的学说上矫宋明理学之流弊,下开清人朴学之先声,对清代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对顾炎武的生平与学行、“经学即理学”学术纲领的提出及其意义、通经致用的治经宗旨作一较新的探索。     

“三结合”的学术视阈和学术方法——张岂之先生史学志业述略

张岂之先生毕生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壮大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以中国思想史为核心,以华夏文明的演进为主线,以民族复兴为最终归宿,并逐渐将研究的视角从思想史延伸到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其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三个方面。此外,张岂之先生还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彰显了一位人文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