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艺术类名物词刍议

名物是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为止,针对经史子集四部的一般名物研究,如三礼名物等,已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古典艺术文献中艺术类名物的关注还非常少。笔者对唐代以前的艺术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对部分文献,如《礼记》、《西京杂记》中的艺术类名物词做了初步的归类研究,拟通过逐一的个案研究,进而形成艺术类名物词的断代系统,并进一步作不同时代的纵向研究,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从文献、考古、图案、民俗等多个角度,较全面地展示中国古代艺术类名物和名物词的独特风貌。     

《说文解字》车类名物词命名理据研究

《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文字学著作,其中有许多材料对于我们研究命名理据有重要价值。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确定这部分名物词的具体所指,并运用同源词系联比较法探讨《说文解字》所收146个车类名物词的命名理据,共分析出车类名物词的功用、形状、标志性部件、制作方法、空间位置、比喻命名六大类命名理据。     

王祯《农器图谱》中单音节农具名物词词源义探析

王祯《农器图谱》中记载了261个农具名物词,其中有77个是单音节名物词,对这些单音节名物词采用系联同源词的方法,通过比较它们的词义,概括出共同的核心义素,探求它们的词源义,从中发现了农具名物词在命名上以形状、功能等为理据的特点。     

汉墓遣册词语考释七则

汉代出土遣册是对当时实际用语的真实记录.本文通过对遣册中同类名物词语的穷尽性汇释,结合传世文献相关用例,并与出土物对比,对遣册中考释尚未明确的名物词提出了新的见解.如遛犬、横戟、钦柯；分析了异名同实的名物词,如茀、费节.     

从《诗经》名物的研究纠正今人对诗意之误解（三则）

《诗经》是名物的世界。《诗经》名物的运用既是一种文学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名物的认识对于理解《诗经》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不了解名物就不能正确理解《诗经》,就会出现谬误。从名物研究的视角,纠正了今人对有关诗意的误解,包括三则：一,从“副”的形状重新解读诗句“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二,从蒺藜之特性说《墙有茨》兴句之含义;三,从鱼的象征义看《卫风·项人》卒章之内蕴。     

宫室名物词拾诂

根据较确凿的文献语言材料,运用名物学、训诂学与音韵学的方法,对“陋室”、“家巷”等五例宫室名物词的流行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唐刘禹锡文的“陋室”应是“隐僻的居室”,其或可简陋,亦或可奢华;屈赋“家巷”据上古文献可释为“家宅”。     

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水浒传》成书时间众说纷纭,从方法论层面对相关研究加以反思是必要的。近年来学界从文本中的名物、制度、舆地等信息对《水浒传》成书时间加以讨论,往往未充分考虑《水浒传》版本的复杂性、故事来源的多样性、名物制度的累积型特征,所使用的信息点多不具备典型性、无争议性、不可逆性,这种个例的内证法并不能有效证明《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也许更可取的研究路径是借用传播学的方法,通过考证现有的相关文献,尤其是有关《水浒传》的早期传播文献,建立一个具有科学可靠的"保护带"证据的"辅助假说"。借助这种方法,可以在有效的科学文献或实物支撑下,对诸说进行审查,从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继承传统训诂研究法 拓展名物研究新路径——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

正名物考证涉及学科范围十分广泛,历来学者视为畏途。但它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必要工作,故极具实用性。目前该领域的学术著作并不丰富,涉及敦煌名物的成果更为有限,《敦煌文献名物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以下简称《敦名》)以传统训诂研究方法为基础,积极探索名物研究的不同路径,其研究成果颇具特色,譬如:文献研究与图像及其他文物研究相结合,取得多角度的印证;长于俗字讹字考订并多有斩获;对于涉及中外交通的某些名物亦能深入探讨;多学科的视野等     

戴震《考工记图注》的名物训诂研究

戴震的《考工记图注》是礼学研究史上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代表着他名物研究的最高成就。戴氏以科学的眼光审视《考工记》中的名物,以传统训诂方法对名物进行训释,指出了名物的沿革和变化,并在注释后绘以详细的图解,使名物研究图文并茂,一目了然。从这些名物训诂实践中,可以看出戴氏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因物求则的治学原则。     

《诗经》衣物考略

《诗经》名物研究最早是毛亨的注释,魏晋时期的陆机在毛亨对《诗经》注解的基础上著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诗经》名物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今以《毛诗注疏》为文本依据,从制成、弁冠、履及政礼婚丧等方面稽考《诗经》中衣物的相关部分。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与”在《礼记》中的介词用法研究

以《礼记》为研究语料,采用穷尽式定量统计的研究方法描写了＂与＂在该典籍中的介词用法,根据语义对其用法进行了分类分析,考察其句法结构及语序,归纳其介词结构使用的语法格式,总结出＂与＂作介词在《礼记》中的使用特点是以充当状语占绝对优势。但《礼记》中还出现＂与＂字介词结构做补语的用法。通过与相近时期专书＂与＂的介词研究进行比较来看,《礼记》＂与＂介引的语义类别趋于减少,且《礼记》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更为严密。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上）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札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浞《礼记集说》、元陈浩《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东汉以来《礼记》的流传（下）

《礼记》虽以＂记＂命名,但与＂经＂一样,具有同等的地位。三国魏时,《礼记》入经,并设置《礼记》博士。唐孔颖达主持撰写《礼记正义》后,《礼记》代替《仪礼》,正式成为《五经》之一,并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经典,一直延续到清末。封建政府的倡导,宋卫湜《礼记集说》、元陈澔《礼记集说》、清《礼记义疏》、孙？独窦羌狻贰⒅毂？《礼记训纂》等论著的撰写,给《礼记》增加了新鲜血液,进一步提高了《礼记》的地位,也促进了《礼记》的流传。近百年来,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器技术的发展,大量《礼记》研究著作得以影印出版,并电子化、网络化,为《礼记》的传播,开辟了新途径。为了《礼记》更好的传播,必须利用传世善本,对重要的《礼记》著作进行整理,以便电子化;同时,要对历代《礼记》研究的成绩,进行全面的总结,完成《礼记汇校集注》、《礼记注疏汇校》等课题,这是《礼记》能长久传播的基础工作。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大同理想与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人类矢志追求的理想。大同社会历来被人们视作无法实现的空想 ,但实际上其中包含着可实践的部分 ,因为大同理想是在吸取了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关于社会保障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先秦诸子百家的社会保障学说又与商、周以来政府的社会保障实践紧密相关。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和实践 ,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礼记》来源新论

对《礼记》的来源,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仍不一致:或日戴圣纂辑,或谓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或言成书于西汉,或云成书于东汉。且具体说法又各个不同,迄今无定论。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及学人们观点的梳理分析,认为孟卿已有一基本传本,至后仓该本已基本定型,小戴的《礼记》,即来自后仓之《礼记》。